他从黑暗走来，却活成了一道光

他从黑暗走来，却活成了一道光

——写在王西兰先生文学创作五十周年之际

张建群

最近看到一段话，自己觉得很有道理。这话说，一个人如果一心一意只为别人考虑，只有一颗利他的心，时间久了，善良与利他便会成为这个人的品质，成为一种基因，成为一种光。听起来有些玄，但好像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在少数。

1972年5月12日，当年24岁的永济小伙王西兰在《山西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篇文学作品——诗歌《女羊倌》。写的是一位插队女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田野上放羊的情景。发了也就发了，然而很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竟然全文播诵了。那时候的报纸少，广播电台也不多，因而更具有一种巨大的传播效果和轰动效应。于是，永济小伙王西兰红了。1973年，他的小说《耧铃叮当的季节》又在《山西文学》发表了，而且不久便被翻译到国外。不用说，王西兰更红了，用永济话说，红得像火炭一样。

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我出生以前，我记录的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师讲的，比如永济籍作家杜斌，他比王西兰老师小八岁，当年16岁的他深深被王西兰的事迹所激动，萌发了写作的冲动，在心田深处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就像当年秦始皇坐着豪华轿子出游时，项羽和刘邦都看到，并且同时萌发了心愿一样。项羽心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取而代之。刘邦则说，大丈夫就应该像这样！王西兰之于杜斌，以及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文青，其作用与秦始皇之于刘邦、项羽，以及许多壮士猛将一样，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还没有出生的我，可以想象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王西兰诗歌后的轰动。那时候，各个村子，甚至各个家庭都有广播匣子。绿色的箱体，箱子的下边垂着一根细而结实的绳子，那是与电灯一样的开关线。早上，人们把开关拉开，清晰而浑厚，庄严而神圣的声音便会从广播箱子里传出来。那么多的人家听到了王西兰的名字和他的诗，他想不轰动都难。没有办法，王西兰无可奈何又不可遏止地红了。

你说是他命好也罢，说他积了功德行了善事也好，总之，他遇到的结果是，在二十多岁时便撂响了晋南，甚至包括晋中和晋北，所以说他年轻时便撂响三晋文坛也不为过。

就像旧时名伶唱戏一样，在家乡红了，还要去外地唱。文字的魅力在于，在家乡写了，在外地发了，就权当是名伶把戏唱到了外地，唱到了全国。这是传媒的力量，也是写文章者的福气。

不过，王西兰的红还有件趣事。其后，他参加省作代会，因为初出茅庐，许多人还不知道他的高矮胖瘦，甚至也还不知道他是男是女，所以会务上的工作人员将他安排在了女生宿舍。准确地说是，女作家住地。他一个人走进女作家住地时，引起哗然。哗然的不只因为王西兰竟然是个男同志，而且还是个帅呆了的英俊小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颜值爆表、小鲜肉一枚。于是，女作家轰动后，男作家再次轰动，都悄悄说，王西兰呀，王西兰，何止是个青年作家，简直就是河东美男子。

请原谅我作为后学，本不应该用这样的语言记述我所敬重的前辈，这样明显有些不恭。然而，当时参加作代会的老师，叙述这件事时，确实是这样的口吻与感受。于是，王西兰在作代会正式开幕前又火了一把。

青年时期，拥有这样的名声是需要接受各种考验的。比如，是不是可能飘起来，是不是会遭遇羡慕嫉妒恨，是不是还有些别的什么考验。

那时的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能妄自猜度。尘埃落定后的结果是，王西兰从虞乡中学的教师，被调到永济县文化部门工作，而且随着他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职位也一路高歌猛进。待我记事后，他已经是我们永济县的文化局长了。而我与他的女儿初中时同在一个班级读书。

我是初二时从栲栳中学转至城镇初中的插班生，因为一身乡气，加之当年县城局级领导本就不多，因而文化局王局长的女儿，在我心中就是真正的女神级别的人物。她长得漂亮，歌唱得好，学校联欢会当年在永济县大礼堂举行，她穿一条白色的连衣裙，独唱当年风靡全国的《信天游》，就是那首著名的：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一年又一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大多会唱上一两句。直到今天，每当我想到这首歌，从脑海中打捞出来的影像，不是原唱范琳，而是我的同学王砚。她唱着跳着从舞台侧面到舞台中央的时候，我在台下看得入了迷。

因为她的美丽与多彩，也因为她的父亲是王西兰局长的缘故，我这个从乡村中学转过来的乡胖，竟然在同学的一年多时间中，竟然从没有机会与王砚说过一句话。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那时候，我们班有九十多名学生，一个桌子上坐三个学生，我们上课时从桌子缝中挤进去，下课时从桌子缝中挤出来。永济城不大，但是城市里的孩子大多很洋气，不说西兰局长的女儿，我们班里有不少电机厂、化机厂、农机厂、农药厂子弟，一个个都是衣着漂亮、时尚，举止洋气、潇洒，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冬天还穿一身我妈手缝的棉袄棉裤的我，有些望尘莫及的感觉。

城市的学生在家吃饭住宿，放学后就回家了，与同学在一起说话的机会不多，因而我还没有顾上与王砚说话，我们便毕业了。

如果说，与王西兰老师最早交集之处，可以说就是隔空得知他的名字与事迹，声望与影响。好像仅此而已，但又不仅此而已。

那时候，我的奶奶健在，偶尔与她聊起来，不知怎么说到了永济名士王西兰。奶奶说，那娃可真是个好人样儿。他过去住队在咱们家住过，真真好脾气，好人样儿。

这是我从感性上对王西兰的初步认识，时间在我读初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后来，听父亲说，当年县文化馆元旦搞书展，父亲因为书法有些名气，常被请过去帮助搞展览，与当时的馆长王西兰曾经也有过交集。父亲为人沉默，从不轻易评论任何人，对于王西兰的印象在他这里没有得到清晰，不过，总算知道，王西兰与我家的另一重联系。

再后来，这个空档时间便有些长了。我已经参加工作，而且从广播电台到了报社。在人生的路上，跌跌撞撞，不知道奋斗的方向在哪里。从乡村走来，身上有许多乡村的憨直与莽撞，让我迷茫也常常惆怅。

记者与作者的性质本来是有许多同类项的。不过记者的社会功能会更明显些，作者的个人色彩更浓些。我在记者的岗位上迷茫的时候，便寻找心灵的避风港。记日志，写博客。每天一篇，乐此不疲。写博客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就像一个光种不收的庄稼汉，一天种一块，种过去也就丢开了。后来，网易的博客关了，我的两千多篇博文也没有了。

没有了也罢，言归正传，说说与王西兰老师的交集。说是交集，其实是我去文联送稿子，找过去的。

那是本世纪初，二零零几年？记不清了，总之是我到报社工作时间不长，老家的一位表哥去世了，我写了一篇散文《二表哥》，看后觉得还比较感人，便拿着一叠写在稿纸上的文章去文联了。

去文联的胆气当然来自于王西兰老师，因为他当时已担任运城市文联主席，而我已知道，我在北京工作的兄长与他交谊非浅，我的大姐原来在永济虹光蒲剧团工作时，他是主管剧团的文化局长，算是有同事之谊。

老报社所在的老东街，与老文联所在的河东东街，离得不远。走着去也就十几分钟，我拿着稿件敲开了王主席办公室的门。

他见我后，招呼我坐下，我说了大姐的名字后，他很直接地说，噢！你可没有你的姐姐秀气。我一听倒也没有难堪，反而感到了西兰老师的本真与直率。当时，我从广播电台考入报社不久，各方面还在调适，根本顾不上修饰外在。当然，我好像在外表修饰上也没有特长。不管怎么说，我给王老师留下的第一印象看来不佳。然而，王老师并未因我的外貌不佳对我冷淡，认真地看了我送去的文章，认真地说，这水平足够发表了。

稿子好像后来在《河东文学》发表了。记得王老师当时告诉我，不要老写这些小文章，浪费文笔和精力，还是集中精力，写出些部头稍微大的作品来，能够留下去。

可惜，当时尚年轻的我，并不知道写作的意义，只是完成一个记者的工作，不停地采访，不停地写作，碎片化的文像落英缤纷，像雪花飞舞，从这人世间迤逦而过。后来，我还在报社做我的编辑与记者工作，也将自己一些文化访谈结集出了书。

在记者的职业生涯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专访、消息、通讯，林林总总，时光悄悄走过，而我已步入中年。

当明白了一些道理，遇见了一些得失，经历了一些别离，我终于从横冲直撞，向外贪求的状态里挣脱，开始向内，观照我自己的来处与去路，感知我自己的情绪与性灵。

因为编辑副刊的原因，与运城文学圈的朋友有了些交集。比如，李需老师的散文诗很漂亮，我们编发了不少他的作品，慢慢成了朋友。后来，又结识了刘纪昌老师，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写乡村麦场的故事，写得有味道，有境界，现在几乎还能想起其中的一些细节，麦秸垛、生产队的食堂，还有大声说话的队长，脸蛋红润的小媳妇，凡此种种，皆是过去乡下河东惯常的风景人情，在他的笔下充满了电影一般的完整与起伏。

我有个毛病，常因喜欢一个人的作品而喜欢上作者本人。于是，又认识了刘纪昌老师。后来又认真读了王西兰老师的《送葬》，张雅茜老师的《此生只为你》，王振川老师的《于成龙本传》，杨明珠老师的《盖棺论定说司马》，这些作品在近二十年前的运城，确实带着作者才情与性情的光彩，带着河东文脉特有的品貌与味道。而我也因为记者的缘故，采访报道他们的缘故，慢慢走进了文学圈。

于是，与王老师又有了交集。那年，李需的女儿出阁，文学圈的不少朋友去贺喜，我也在其中。那一年，莫言刚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人们议论的声音非常之高，有因文学的高光而兴奋，也有因自己的认知而发表不同的意见。

那次与王西兰老师同坐一张饭桌，桌上，他说，莫言的作品没有张石山的作品好。当然，他说了许多理由。说过了也就说过了，而饭后我回到报社，以记者的职业习惯，很快写了一篇文化报道，内容就是莫言获奖后坊间的声音，竟然将王老师的话原封不动地上了报。

当时，王老师在运城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我说，憨女子，饭桌上聊的话，你竟然就写到报纸上了。好在，那时，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有许多声音，我那篇报道发出后，竟然也就平平静静地过去了。

那一年，运城有五位作家同时获了赵树理文学奖，我得知消息后连夜采访，在我主持的黄河文化专版上推出了头条文化关注。记得有张雅茜老师、谭文峰老师，有曹向荣，还有哪两位，记不清了，反正都电话采访了，连夜写了出来并且发表在了报纸上。

那时候，因为一种职业惯性与习气，也因为运城文学当时的高歌猛进使然，我与文学圈的粘度日渐增加。再见王西兰老师，已然熟悉多了。

他退休之后，运城文学圈稍微平静了些。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有一次，与王老师一起去参加会议，路上听他说，文学事业需要埋头创作，也需要维护与培养和省内省外文学圈的关系的。过去，他去省里开会，有机会与时间是一定要拜访省里的作家朋友，几位文学杂志的编辑老师，作协老师的。请他们吃顿便饭是必须的，是表示感谢，也是情意。

于是，晋南作家的作品有机会在省城的文学杂志上崭露头角，有机会在作协的会议上，听到运城的声音，和认同甚至附和的声音。而这种支持与认同、展现与绽放是需要培养、培植与滋养的。可惜，我在这方面缺少经验与精力，而河东文学圈的不少朋友可能也都缺少王西兰老师的这种智慧和心力。

随着年龄的增大，王老师退休了，回到家乡永济去住了。于是见面的机会少了。不过，他在永济也没有闲着，常常推荐青年作家的作品，比如，他曾经对我说，绛县的王鼎小说写得很有意思，你留意一下。他还说过，永济的李婷，文章写得很有个人面貌了，可以在文学作品版上向读者们推介一下。

诸如此类，记得曾经有一次，我们共同参加一个会议，在返回的路上同坐一辆车，他一路上讲述作家袁省梅的作品。讲其中的细节，对话，场景设计，讲得津津有味、绘声绘色，然后感叹说，省梅真是个很成熟的作家。

他还推荐过永济农民作家王文平的小说，那是前不久的事。他说，这文平自己在家写了个长篇《养羊记》，真不错。不讲技巧，但是很有味道，应该关注一下。有机会推荐给有关部门，扶持一下。真是不错！

运城的作家，各个县都有。有的与他认识，而更多的，与他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但他就是对所有写作的人都怀着一颗欣赏的心，一颗温暖的心，一颗闪光的心。他认真地参加各县的文学讲座，给文学新人们传经送宝，讲课、讲故事。

我现在才知道，一个人的健康、容貌、能量都与这个人的心念与行为有关。王西兰老师像个发光发热的小火球一样，让运城的文学土壤上有了生长花草树木的源泉和热量。

记得有一句话说：每修一百福，庄严一相貌。欲得庄严身，勤修菩萨道。王西兰老师年轻时，因为外表英俊，有永济的王心刚之誉。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他的头发白了，气质变了，可不得不说，他至今还是个气宇轩昂、相貌堂堂的帅老汉。

他的一头白发，因为比较浓密，现在还能甩动起来。文友小聚的饭桌上，他还能用筷子敲起碗碟，清唱上一段眉户。然后，他会讲戏词的雅与俗，讲《白蛇传》里《断桥》一折戏，秦腔里的词：西湖山水还依旧，憔悴难对满眼秋。想当初下峨眉云游世路，清明天我二人来到杭州。他说这戏词实在是太好了，简直就是精彩的诗歌，是可以传唱留存后世的。他又说有一个剧种那词实在是粗辟不堪，唉，不说也罢。

他讲《红楼梦》里的人情世故，讲作者创作时写那刘姥姥进大观园时，饭桌上逗笑了一群人的场面，每个人的笑与人物的性格那么吻合。他竟然能大段背诵文章内容。他又讲第几回，林黛玉进大观园，凤姐的笑。他讲大观园的众姐妹陪着贾母吃饭，谁坐在炕沿上，只能坐一半，谁坐在杌子上，谁站在那儿，没有一点越位，没有一丝儿不妥，就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森严的级别制度下，人物在文章设计的环境内被精心地铺排。他说，这一部《红楼梦》真是人情世故在其中，又何止人情世故呢？服装、美食、诗词、园艺……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真是近乎百科全书。

他是个有心人。这个心，可以说是小心，也可以说是敬心，还可以说是关心。退休后，他与其他人一样，回归家庭，但他与其他人又不太一样。他在退休之后出了12本书。他笔耕不辍，还是那种废寝忘食的不辍，因而他亦会感到老之将至的苦恼。他曾经对朋友说过，过去不觉得，现在心里头不能有一点事儿。明天中午要与谁吃一碗羊肉泡，今天晚上都可能睡不着。你说，这可是怎么了？尽管是这样的苦恼，但他常常把别人装在心里。即使退休之后，他依然要尽一份心，表达一份情意。

那一年，省作协副主席罗向东来运城调研，我去参加会议，会场上看到了白发苍苍的王老师。看到我很惊讶的表情，他说，向东从省城大老远来，我必须从永济赶过来见见他。必须。他说。我不太明白，作为一名退休老干部，为什么要必须赶过来见一位比他年纪小许多的作协领导。也许，这是他的处世原则，也许他对人总怀着一颗敬心。我只能这样解释。

前几年，老作家张石山先生从太原来运城做一场讲座。王老师又从永济赶过来了，坐在台下边，认真地听，认真地记，认真地鼓掌。他对人说，石山从省里来运城，我必须来见见他。必须。不仅见了老朋友，还安排大家陪同张老师在运城四处参观文化景点。他的良苦用心，用心良苦，我不知道张老师感到没有，我们这些局外人却都感到了。

去年，市作协搞文学创作讲座，是毕星星老师主讲。王老师又从永济赶过来了，还是那句话，星星回来了，我必须来见见他。然后，在一群学员中间，坐着满头银发的他。台上讲，他偶尔会在台下恰到好处地应和。他就是这样，对谁都怀着一份心意。

那次回永济，恰与王老师同路，他在路上认真地交待我，要把《青台》给省里的前辈们寄一寄。我说，人家都不认识我，肯定也不会看的。王老师认真地说，人家看不看在人家，寄不寄在你。小娃娃对老作家要放在心上。这是他的为人处世态度。他用一颗温热的心，陪伴也温暖着许多老老少少的人。

文学圈里，要想让人说他不好，很难。谁又没有受到过他的关照？不管是语言上的，还是文字上的。他善待文学圈几乎所有的人。他那样用心，周到，又诚恳。

我的《青台》书稿出来后，先送去他看。他说，文字很好。可是人物太多，事情太多。写小说，要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我后来才知道，这立主脑，减头绪的意见是有出处的，那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谈戏剧结构时的主张。他强调架构对于一篇小说的重要性。我那时候不太懂，他看着我茫然的表情，又说，就像你要盖房子，先把架子塔好。你现在有这么好的料，很不错的文字，但是没有好间架结构，房子是盖不好的。一番良言，几多婆心。再说《青台》，最早写到二十三万字，又一点点删。其实最后的定稿，得要说到王老师的《送葬》。我认认真真把《送葬》读了一两遍，当然还看了张雅茜老师的《此生只为你》，以一个作者的角度，而不是从读者的角度，读了两位老师的作品，再次删改《青台》，终于有了出版时的面貌。

其间，永济籍作家杜斌先生还对《青台》中人物的语言与心理描写进行过准确的指导，如果说杜斌先生的文学创作当年是受王西兰老师的影响的话，他对我的指导，与西兰老师也有些间接的关系。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谁和谁毫无关系。在文学的路上，许多人是那样的息息相通。而世间人又因为文字的牵引，在字里行间相遇。读者又在相同的故事中遇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连接起人世间共同情绪与经历的纽带。你必须有布道者的忠诚与热爱，才能在文学的路上走下去。就像王西兰老师，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热情与温暖，后来，我在看他的《送葬》时，明白了一点点。噢，他原来也是个苦孩子。简单地勾勒他最初的人生轨迹：与父母亲在西安兰州等大城市生活，见过西关十字的繁华，钟楼鼓楼的巍峨，得到过密不透风的爱宠。事易时移，他忽然身不由己一下子从黄河的西边回到了黄河的东边的小城小村永济杨庄。按说，回到故乡也没有什么不好，令他无法选择的是，他忽然发现家中还有一个大妈，还有几个哥哥。然后他的身份与处境便都变得不太明朗了起来，那个在街头被一圈人围着的小可爱，忽然就沦为了小可怜。

封建大家庭对他的母亲与他——这样的外来者有好脸色。而他的父亲因处境艰难，遽然离世，生生从他的人生中抽离，让幼小的他，早早就体会了生离死别的滋味。接下来的故事调子更低沉与灰暗。母亲在父亲走后无法在大家庭中栖身，带着孩子改嫁于另一个家庭。于是，他的姓名、性格、对人生的感受全部发生了变化。

说他从黑暗中走来，可能有些夸张的意味，然而，用世俗的眼光来审视王老师的童年，除了母亲像太阳般照着他，他的天空在大多时候，是与别人不同的，至少是不完整与不明朗的。

他从小便知道别人的眉高眼低，知道人世间的厚薄长短，他想要改变自己，和这个不太好改变的人间。于是，他很早就知道对这个世界存一份暖意与爱心，对世间遇到的人存一份悲心与小心。于是他的光慢慢照向别人，于是他的世界也慢慢亮堂与温暖起来。

文学，无疑是他走向光明，并带给别人光明的桥。

还是那句话：“每修一百福，庄严一相貌。欲得庄严身，勤修菩萨道”。王西兰老师从小就相貌不俗，如果说是父母的功劳，也对。但今天他已看过古稀，依然相貌端严，我们只能猜测，这是必须有一颗菩萨心才能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