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优美文体决定故事精彩

 

以优美文体讲述精彩中国故事

 

一个精彩的中国故事，一段精彩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表现，但如果是真人真事，惟报告文学最优先，因为它的现场性、及时性、真实性等要素，决定了报告文学的独特魅力与优长。

但凡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不因其独特精美的艺术形式，而吸引和感动人，震撼人们的心灵。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艺术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如我们在迷茫时出现一座灯塔引路；如我们沮丧时擂起的战鼓激奋我们前进；又如一支散发着悠悠清香的花朵，使我们崎岖、复杂、艰难的人生苦旅变得宽广、温馨、景色迷人。同样的道理，一篇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它对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讲好中国故事”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作用。毫无疑问，在众多的文学艺术体裁中，以真人真事为主要叙述对象的报告文学，便是“讲好中国故事”最直接和最合适的一种文体。

报告文学（中国传统中的纪实文学）所追求的是客观现实中那些具有现场感的生动的人和事件所组成的精彩“故事”。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国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充分显示了它不可替代的文体艺术魅力。有人发出报告文学“已经过时”甚至“被自由自在写作的非虚构逼得快要消亡”的言论，实在有些可笑，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还没有出现过一部可以超越《史记》和《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非虚构”作品。

这是因为，中国的报告文学无论从文体的形成时间之长，还是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写作者之巨，皆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相提并论的。两千多年前以《史记》为代表的“史实”类作品，一直被国人公认为是一种启迪和警世当代与后人的“国学”。以“史”为鉴，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是从《史记》这样闪耀着“真实之美”光芒的作品中获得的。在当代，我们更清楚一部《哥德巴赫猜想》是如何影响曾遭受压抑的中国人在迎接“科学的春天”时那种狂喜心态与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的。报告文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鼓与呼”作用，就在于它独特的文体魅力。

我的创作主要以报告文学为主，在近40年的文体和创作实践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名为抒写中国和时代真善美的报告文学作家，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是何等的艰巨。报告文学是一种不允许任何虚假材料、虚构设想、虚假动机的写作劳动，尤其不允许有虚假的价值观。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报告文学作家的高尚，应比任何高尚者都要高尚，否则你无法抵达高尚者的灵魂深处；报告文学作家勤劳的时候，要比所有的劳动者更勤劳，否则你无法听到一个底层弱者心灵深处的真切呐喊；报告文学作家勇敢的时候，要比任何一个冲锋的战士更英勇，否则你的很多努力都容易半途而废。报告文学作家还必须具有特别的忍耐力，因为意想不到的官司、恶意的讽刺打击，随时都能毁灭和撕裂你的意志与信仰。为报告文学而活着的人，是钢铁和柔情凝集成的，是汗水和火焰交织成的；荣耀与心酸，更是注定了我们的命运多舛；喜悦和痛苦、沉静与张扬将缠绕我们一生……我之所以要这样来形容，是因为觉得，我们对文体本身的理解其实还远远不够，甚至还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写好、发挥好它的作用，这一文体的写作“高峰”在当代还远没有抵达。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许多人在谈论和评价报告文学时，对这一文体实际上是一知半解，甚至根本不熟悉，更不必谈它的艺术魅力在何处了。真正的报告文学，需具备相当高的思想境界、丰富而精准的现场材料、严谨而艺术的言语结构，生动而精美的叙述能力，以及绝不允许任何虚假的“自我感受”——最近看到所谓的“非虚构”写作者说，他的“非虚构”写的就是“内心的自我感受”——这样的作品怎能归入“非虚构”呢？报告文学的艰巨与优美、艰难与精美，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不能虚构、不能“自我”、不能随心所欲的基础上的艺术创作，是“戴着镣铐而舞”的磨难之美。

一个精彩的中国故事，一段精彩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表现，但如果是真人真事，惟报告文学最优先，因为它的现场性、及时性、真实性等要素，决定了报告文学的独特魅力与优长。我们自然可以毫不怀疑地相信报告文学的文体优秀，我们当然更需要强化建设和培养一大批有志于此种文体的书写者。

目前许多写报告文学、写“非虚构”的人，要么是还不清楚自己写的并不是文学性、真实性融合的报告文学，要么是把那些“自我感觉”的东西归入了“非虚构”之中，这样的东西显然既不生动精彩，更不令人信服。另一方面，一部作品的文体艺术如何，决定了写作者笔下的“故事”好不好看、听众爱不爱听。因此，加强报告文学的艺术性，是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努力熟练掌握并要不断提高的“基本手艺”。真人真事、现场材料，并非照抄照搬就了事的。

艺术性运用和文体的魅力，是需要作家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事物的基础上，艰苦、精心地掌握材料之后，依靠独特的艺术感觉和文字“摆弄”恰到好处、别出新裁，甚至出奇不意，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文体适应时代与读者欣赏情趣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读者的需求和媒体的多样性，已经不能再用旧式的报告文学形态来满足了，只有不断地提高和增强报告文学的艺术性、思想性、时代性，才有可能让报告文学中的“中国故事”更加出彩。

我们常说，今天的读物是“内容为王”。其实，形式的好与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内容为王”。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特别伟大而精彩的时代，也是可以让报告文学充分展现文体魅力的时代。当下的世界和中国，人们都在期待优秀的文艺作品来讲述好精彩的中国故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变革，给予了报告文学格外的恩赐，因为几乎每天都有那些令人感动和振奋的人与事，当然也包括不断出现的那些必须鞭挞和揭露的丑恶与黑暗现象。提高和发挥好报告文学书写真人真事的能力，是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的首要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枉这一文体的忠诚信徒，才能在大时代中施展身手。

事实上，近年来报告文学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已经发挥了可贵作用。许多优秀作品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如最近出版和发表的现实题材的长篇作品《中山路》（杨黎光著）、《袁隆平的世界》（陈启文著）、《中国机器人》（王鸿鹏、马娜著）、《快递中国》（朱晓军著）《猎狐行动》（吕铮著）等，及前些年很是畅销的《国家》（何建明著）、《寻找巴金的黛莉》（赵瑜著）等；中短篇作品《朋友》（李春雷著）、《天路上的吐尔库》（马娜著）、《塘约之路》（王宏甲著）等。还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篇目。诚然，与每时每刻都在涌现的“中国故事”相比，报告文学仍需“跑步前进”。我们相信会有更多优秀的报告文学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