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参加高考（散文）

我激动成什么样子

 赵培龙

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平民子弟来说，这是一条金光大道，自是喜出望外。欣喜之余，便是满脸愁云。十年浩劫，读书无用，贸然走进考场，知识溃乏，脑袋空空，拿什么考试？唯一的办法就是全力以赴，抓紧补习功课。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像我，课余时间和春秋两个忙假，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虽说后来插入了“三时工读班”（高中班），但主课学的是“三机一泵”。至于文化课，数学只学了“不等式”和“优选法”，物理课主要学了“195型柴油机”，化学课偶尔上课，倒是语文课学的内容多一些。也就是说，要参加高考，我必须从零开始，心无旁骛，从初中开始补课。

恢复高考通知正式下发后，“三时工读班”解散，同学们被分插到时堰中学几个正式班次，我转到了溱东中学高中班。为了准备高考，我将曾经刻苦学练了8年多的笛子丢到一边，不看电影演出，不看与高考无关的闲书，不再打乒乓球等。也就是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补习书。脑子里除了学习就是学习。可想而知，这一年熬了多少夜，吃了多少苦，下了多少死功夫。

1978年7月，我参加高考。由于化学拖了后腿，五门100分的卷子，我考了299.5分。这一年，江苏省的高考体检分数线、征求录取分数线确定为300分，我以半分之差名落孙山。我的大哥以平均90分的好成绩，被南京工学院盐城分院录取，此时他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二年级。我虽然很失望未被录取，但对于高考充满了信心。这一年，我高中毕业。为了生计，我决定先找份工作，然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复习。恰巧，此时公社电影院和广播站招收两名工作人员。面试、笔试后，我和一个姓李的小伙子脱颖而出。我白天协助一位姓赵的编辑采编自办节目用稿，或在电影院协助一位姓陈的下放女知青售电影票，晚上到电影院检票查票，每月工资27元左右。由于是新同志，从上到下，包括看门、打扫卫生的员工都将我唤来叫去，整天杂七杂八。晚上电影散场回到宿舍后才有一点时间复习。加上吃商品粮的朦朦胧胧的女朋友家人的坚决反对，我更加心烦意乱。1979年7月，我再次走进考场，成绩可想而知，距离体检分数线差了50多分。我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从而对高考失去信心，自以为工作稳定，收入尚可，任什么人劝说都不想再碰书本复习。为此，我父亲十分恼火和失望。

这时出现了的一个姓姜的朋友。一天，由于余票差额出现差错，我与影院姓沈的负责人发生了冲突，想想一年多的忙七忙八，越想心情越坏。姜劝我，与其在乡下这样混日子，不如复习参加高考，说不定就能跳出农门。我心情尽管不好，但似乎自我满足，根本听不进劝告。

日子到了第二年早春。一个周末，姜邀我去溱潼镇散散心。吃完中午饭，我们一起看电影《屈原》。散场后吃了一碗面条，我们继续看第二场电影《机密图纸》。我纯粹抱着散散心的态度看这部影片，但万万没有想到，一对年轻夫妻牵着孩子从远处走来买冰棍的画面把我怔住了，此时一个严肃的问题蹦进脑子：画面多美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有这样人幸福生活？怎样才能有这样的生活，现实的路子只有一条——高考！我终于开窍，猛然醒悟！不知哪来的果断，我立即起身，离开影院。姜懵了，问我怎么了？我说，走，回去复习，参加高考。姜先是一愣，继而高声称赞：这就对了！

回去后，我横下一条心，辞去工作，与恋爱的女孩子不再联系，丢掉一切业余爱好，参加溱东中学高考补习班，一门心思投入复习。那股绝决的举动，令我父亲高兴之余，百思不得其解。我制定了详细的复习计划，打起了题海战役，专攻数理化难题，没日没夜争分夺秒苦补恶补，最终成为补习班上的学习尖子。

1980年7月我自信地走进考场。考完后，我胸有成竹，但仍然担心卷子不难别人同样考得较好。分数公布之前，我心情纠结，决定去兴化散散心。快到分数公布的日子，我从兴化坐船，黄昏时分到达戴南镇。我本想在大姐家待到第二天回家，这时大姐恰巧碰到同村村民，那人说我考取了。大姐喜不自禁，连忙追问消息来源。那人说村上早就传开了。得到消息，我心潮澎湃、激情难抑，根本待不住了，决定立即步行回家。

夕阳西下，红光满地。我一路欣喜，奔跑跳跃，脑海中过电影一样回放过往生活的艰难困苦和高考复习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心头，当然也想起了那个不再联系的女孩子及其家人。我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叫……平时五十多分钟走完的路，不到半小时我就奔到了村头。一进村了，一片议论，全是羡慕的目光和夸赞。进了家门，父亲笑逐颜开，说我考了全县第三。那天晚上我语无伦次，坐不住、吃不下、睡不着，喝了三两白酒仍然无法入睡，索性拿出唢呐吹了一段《丰收锣鼓》， 引来众邻居围观。父亲拿出糖块香烟打招呼赔不是，说影响大家休息了。隔壁的九奶奶说，这多喜庆多好听啊，一边乘凉一边听三小伙吹，古当先中了举要放爆杖唱大戏敲锣打鼓热闹好几天呢。众邻居纷纷附和热议。

想想吧，我简直像范进一样疯疯癫癫，激动成了什么样子。现在真不知怎样形容当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