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谈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

　　长治江雪等文友，原先做新闻工作。近日收到她寄来的报告文学集，伴有真诚来信。她和不少记者朋友一样，有写作才情，有追求信念，也很勤奋。但他们不约而同谈及一个困惑：新闻记者采写报告文学，具备媒体优势，原以为与这纪实文体算是“近亲”，几无隔阂，因而感到难度不大。但在写过几年又发表了一些报告文学之后，却发现读者反映一般，社会效果不强，各方面评价难尽人意。这时，真正感到写好报告文学并不容易，极欲提高一步。五月里，山东作协举办报告文学高研班，学员中有不少报社和电视台业务骨干，竟也纷纷提出了这一难题。我前往济南时，与班上的文友交流一课，发现此类问题超过一半。

　　我与江雪并不相识，只是从来信中得知，她同样经历了曾经积极写作报告文学进而深深困惑这一过程，她怀疑自己是不是走了弯路？我由此重提这个老问题：新闻通讯与报告文学不易区别，两种文体之间界线模糊，往往将不少青年记者和学做报告文学的朋友带入误区。老问题在现实中依然存在，且具有相当普遍性，值得我们探索。

　　说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界线模糊，因而产生创作误区，是因为两者之间确有不少相似性。

　　过去，有一些纪实文学选本，常常把报告文学和优秀通讯报道作品一起收进来，例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等。这两种文体有一个最大相似点，就是非虚构写作。西方报告文学最早脱胎于报馆，因而理论界概括报告文学特征，头一条就说她具有新闻性。确实，新闻作品与报告文学都不允许虚构和编造。都必须在真实的人物与事实基础上完成写作。这种“天性”构成了一种相似的外表——都写了真人真事，完全不同于小说和戏剧。

　　新闻工作者与报告文学作家，其敬业本质也很相似：坚持科学理性精神，反对愚昧盲从。对真善美弘扬赞美，对假丑恶鞭挞批判，还要勇敢地揭示事实真相。美国《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对“水门事件”进行不懈探究，以四个月时间采访了上千人，最终将真相公诸于世。民国时期的范长江行程万里，写出《中国的西北角》，此类行动，与优秀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区别。

　　从这里引出另一个相似性：新闻记者与报告文学作家在采访调查中，都将面对许多不可预见因素，工作方式几乎相同。深入探真探秘，成为我们共同的乐趣。新华社记者杨明采写《足球黑哨》，我写《马家军调查》，开笔之前，都是如此，结局越是未知，越让人穷追不舍。优秀记者敢于进入卧底状态，纪实作家亲临现场直接体验，行为一致。即便是进行历史题材写作，记者和作家也特别强调实地考察。缺失了以上环节，大家就会感到无法工作。这就与学者撰写理论文章大不一样。

　　你看，新闻写作和报告文学，与小说、戏剧不同，与理论研究不同，自身之间却很相似。读者在阅读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时的心态，也非常相似，人们都把这类文章当作真实文本看待了。这样的相似性，还能举出好几条来。正因为有着这么多的相似性，所以迷惑了不少年轻的记者和作者，也使得江雪等朋友们对于写好报告文学产生了动力。

　　当然，还有一种令人无比遗憾的相似性，由于时弊使然，当大批假新闻纷纷惑众亮相之际，同样会有众多伪报告文学欺世刊行，读者愤慨，却很无奈。

　　既然两种文体具备这么多相似性，为什么年轻记者仍然难以写好报告文学呢？原因在于，大家忽略了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之间，还有着更多不雷同不相似，并且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像兄弟俩出生于同一家族，分家以后干的营生变了，老大种庄稼，打下粮食保人活命，老二种树林，培育木材供人建造。老大与老二之间，功能都很重要，产品用途不同。擅长丰收精粮的记者，不一定能够种好树。

　　新闻记者与纪实作家，到底哪些地方不相同？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究竟哪些因素不一样？

　　首先，从历史上看就不像一回事。中国文字诞生三千年，一直没有催化出新闻专业，如果一定要拿纪实文体向上追溯，却可以追到文史公那里去。司马迁通过采访写了《史记》，沈括根据调研写了《梦溪笔谈》。司马迁讲“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被先祖文人们接受了下来，终以大批优秀纪实散文构成中国正统文学主体。而表达孔子宏大思想的《论语》，几乎就是一部与今天非常相似的“口述实录体”结晶。此后，种种古今文艺作品也大多基于写实。唐诗凡副标题或曰小序，都要说真事儿，《西游记》里写玉皇大帝，也是照搬社会生活。戏剧一多半取材于史实。而中国近代新闻业、报馆即现在常说的“新闻媒体”，同西医一样，都是19世纪清朝晚期才从西方传来，到民国年间得以大的发展。如此说来，如果报告文学写作照着古人学习，照着中国传统文化寻觅灵魂，可能还是一条正道，也是一条近道，照着西方新闻报道去学习，反而绕道了。因此，随着近些年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新闻媒体日趋盛达，报告文学走向成熟，在报告文学专业内部，基本上不再提倡作品的新闻性，而以“现实性”思考取代之。这一项差异，不知道习惯于新闻写作的江雪等朋友们注意到没有？很显然，写好报告文学，更需要加强文化准备而不仅仅是做好新闻准备。昨天，我到山西朔州一个叫吉庄的村子去，研讨作家郭万新所著《吉庄纪事》和《吉庄草根》两部作品，还谈到《人民文学》发表的《梁庄在中国》等作品，情况都是如此。思想文化准备结合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影响着报告文学的现实转变，其中的新闻性，反而退位下来，一直退到报刊、电视和网络背后去了。

　　历史渊源不一样，现实使命也不相同。大多数通讯报道的写作，其动因来自作者单位的任务安排，至少须征得主管领导同意，完成作品后要经过程序审核，最终在本报安排大版与读者见面。也就是说，通讯报道往往不是自我写作而是新闻单位的职务行为。相反，在报告文学业内，少有单位任务安排，多属作家个体劳动，最提倡独立思考，特立独行，自我体验，探索发现。作家背后常常少有单位支撑。即使是作家协会体制内的专业作家，其创作也是个体性质。写作相对自由时，采访也更加艰难。这使我想起了电视台拍摄专题片和独立制作人拍摄纪录片之间的差别，后者的成功极不容易，而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却高于专题片。

　　梁启超先生在近代新闻报刊崛起之初，就大力提倡“时政文体”，首次提出“喉舌论”，在当时引起巨大震荡。正因为这样，近百年来，报社或者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一出门就有了特定身份。记者的采访主题代表着所属媒体，或表扬或批评，常常不由自主。所谈内容，多以当前行政公务即业务、本事为主体，还要保持政治倾向性。被采访者没有提供“海量信息”包括个人阅历的义务。记者尽管已经政治化亦应保持相对中立客观立场，不允许将主观色彩、情趣好恶肆意铺排。这一准则从采访开始一直贯穿到写作当中。新闻报道作为媒体单位的传声筒，也可以“断章取义”地报道一人一事一个侧面。而报告文学作家与采访对象打交道，并不具备特定媒体身份，不是老乡就是同学，不是来客就是朋友，不是学者就是同行，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总之他只是一位个体探访者，只代表他自己，涉猎采访内容也非常广泛，从行政公务到思想履历，没有一定范围，谈得越深越好，嘻笑怒骂无妨。作家总是问了这个人，又问那个人，先探究一个侧面，又佐证另一个侧面，反复置疑，多重多义。半个真相不满意，整体真实是追求。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表达主观倾向，作家主体创作意识至上，作品主题不一而足。简单说，通讯报道要负载使命体现媒体意志，报告文学要饱含个性书写作家情怀。这种差异，不知是否引起了江雪等年轻记者的充分注意？

　　写作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作者都必须通过采访得到第一手材料，然后才能动笔。前头说过，这一条是相同的。但是，采访的具体办法，两种作者的工作方法，却差别很大。记者们在多数情况下，好不容易抓住一位名人或者大忙人，彼此间颇不从容，有时候能搭上几句话就算不错，因而常常以问答方式突击采访。主人翁当下正在进行中的、表面化的行为和语言，处处重要，皆可入笔。二战后，一位记者堵住艾森豪威尔将军，挤上去只问了一句话：您对青年有何忠告？就很满意了；对待各种事件时，报刊也总是希望越奇异越好，倘若名人出点事，报刊积极性更高。记者们常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一语中的。日常事，普通人，不入报刊法眼。记者们如果没有挖出什么新鲜玩艺儿来，便被读者认为功夫没有下够。同时，通讯报道作为“放大了的新闻”，先天需要弃旧迎新，见异思迁，不停地适应新生活，新任务，因而匆匆完成一档稿子后，即被又一档新浪覆盖。记者调研写作某事，既不能慢慢去做长期专项研究，也不需要太深的专业水准，钻研过深，读者反而看不轻松了。新闻新闻，重在一个新字。正常情况下，记者们对一篇通讯报道进行采访，往复次数不多，所耗时间亦短。好记者的素质正是迅捷、敏锐、干练、杂学；反观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前进行采访，除紧急情况外，一般来说，恰恰不会满足于简单问答，也不乐意仅仅采访一次两次就匆匆动笔。作家认为，采访名人和普通人，同等重要，其价值取向差不多，对待恒久不变的日常琐碎生活和奇异突变之事，均不看轻。甚至，解读奇异大事突变格局，作家反而更重视日常生活中挖掘必然性，更看重矛盾从积累到爆发的全过程，希冀着将事物的内在规律总结出来，交付读者。我写《革命百里洲》时，就生怕在当地驻扎时间太短。有时一住数月，先后往复了好几次。有的作家甚至长期钻在行业内部不出来。比如徐剑在二炮部队写导弹，李鸣生在国防科工委写原子弹，他们恐怕这辈子也出不来了。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与记者们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把自己变成了与作品同生共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报告文学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一生追念那个行业，热爱那片土地，直至被读者誉为专家、大家。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为了写好关于朱德生平的纪实文学作品，先是于1937年初留驻延安，与朱德等领导人建立深厚友谊。而后，当朱德前往血火硝烟的山西前线之时，史沫特莱紧追不舍，又于同年10月从陕西东渡黄河，随朱德及八路军总部转战雁北和太行山区，风餐露宿，驰骋沙场83天。在此期间，她有时与朱德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谈，有时只是在一旁冷静地观察朱德的言行。她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朱德像老朋友似的交谈，可以跟他交换情况，也可以闲扯一阵儿。”最终完成了《伟大的道路》这部杰作。你看，史沫特莱的采访方法，与普通媒体记者的工作已经大不相同了。于是，我想向江雪等文友提一句：为了写好一部报告文学，你是否有过“紧追不舍”或者长期沉浸于亲身体验之中的类似情况呢？
　　这时，报告文学作家已经近乎于一名专业同行，他的采访，又大幅度地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不这样做，就不能诞生深入细致同时又动人心魄的报告文学。

　　也许，一些文友们会说，记者工作繁忙，任务紧迫，客观上不允许我们如此深入生活之中。这恰恰引发出一大现象来：通讯报道的写作，往往舍弃了作者最熟悉的那部分生活。譬如江雪，她非常熟悉长治县周边的城乡生活，因为那里是她的故乡，也是她生长的地方，人物演变尽收眼底，大事小情俱在心中。写好报告文学，包括写好其他文艺作品，基础正在于此，灵魂正在于此。而不少年轻记者们，却偏偏把这一堆宝贝舍弃掉了。梁鸿写就《梁庄在中国》，乔叶推出《乔迁记》等非虚构文学，广获好评，正是从自己最熟悉的故乡获得了笔底故事。她们几乎不需要去做问答式的采访，只管从心灵深处写开去，人物事件是层出不穷的。不少记者却不得不去匆匆采写自己并不熟悉的陌生内容，弃熟而就生，弃深而就浅，这多么可惜？

　　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你看，由于记者和作家的采访办法不同，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就大相径庭了。

　　前头说，通讯报道由于其政治性和任务性等因素，要求本次写作必须在短期内完成，或曰尽快完成。报告文学则有时较快，有时较慢，快些更好，慢也无妨。有些作品需要经过多年磨砺才能完成。有时候，写出作品当下很难发表，只好等待。我写完《太行山断裂》是1986年，稿子在山西、北京转了一大圈，1988年底才在广东发表；《马家军调查》等了三年始发；2006年写完长卷《牺牲者》，眼下早已七年过去，仍不能问世。此类现象在报告文学业内屡见不鲜。换句话说，真正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就要明白：作品发表无从保障，作品完成耗时较长，而且没有报刊必须为你推出。不知江雪和年轻的记者们，你是知难而进呢，还是知难而退呢？请郑重抉择。

　　写作通讯报道，普遍偏短怕长，写作报告文学，普遍偏长怕短。记者们擅长万字以内写作，构思作品总会受到一定限制。同理，我至今写不好短篇纪实，又是反过来构思长篇习性泛滥的惩罚。重视这一差别的要义，在于提醒青年朋友们注意：两类文本上的立意与结构大不相同，通讯报道不提倡也不需要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去谋篇布局，而优秀报告文学却必须运用文学艺术的立意和结构方法，努力追求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通讯报道旗帜鲜明，直奔主题，报告文学色调复杂，多元含蓄，一旦直奔主题反而简单化了。这里以撰写体育题材为例：通讯报道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饥渴，常常强调运动员特征特色，重视技战术分析，褒贬教练员业务能力，突出比赛结果，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报告文学尽管一度也曾这样表现，但更重要的，是挖掘赛事背后的故事，追问体坛群体的精神世界，关注他们的人生命运，揭示读者百思不解的矛盾冲突，拓展全社会深层内涵，直至置疑金牌，升华人性主题。我写过几部有争议的体育类作品，都是一个指导思想：虽然书写体坛，却要超越体坛，重在体育比赛之外的悲喜剧。作品引发争议是好事情，可以促进读者思考，只要对大局有利，自己或对或错都不要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报告文学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正因为如此，通讯报道最终归入了新闻范畴，而报告文学最终归入了文艺范畴。我们常常见到一些所谓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内容相当丰厚。仔细读过后始知，作者和盘托出了一堆芜杂素材，甚至是一堆难得的素材，珍贵的素材，可忽略了文学艺术“以人为本”的凝练提纯，轻弃了主题思想的开掘提升，是一篮子蔬菜原料，却不是成品佳肴。我最近看到一部反映漳河污染事件的中篇作品，情况正是如此。

　　通讯报道常常按照“放大了的新闻”去立意去构思，写好写深一档具有时代特征的大新闻，有意义，有难度，颇不容易；但是，报告文学必须按照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去立意去构思，不要“放大了的新闻”，而要“文学的报告”。从这一点上讲，报告文学除了“非虚构”这一特征外，其余各方面却和做小说、写剧本、以及炮制各种作品没有什么区别。从江雪等许多记者朋友已经发表的纪实文本看，大家显然忽略了艺术性的结构，忽略了线索、伏笔、悬念，忽略了人物的多重性格和由性格引发的人生命运，忽略了历史与现实的厚重联系，忽略了戏剧化冲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语言。就是说，忽略了文学艺术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摄影是光影的艺术，美术是色彩的艺术，影视是讲故事的艺术，文学作品则是语言的艺术。没有作家对语言的掌控运用，文学作品就无从诞生。作家的作品好不好，头一条要说语言好不好。无论是情节叙述还是人物对话，全靠作家功力去体现。

　　作家运用个性化语言，记者运用共性化语言。

　　作家运用民众化语言，记者运用公权化语言。

　　作家运用文艺化语言，记者运用新闻化语言。

　　作家运用陌生化语言，记者运用通常化语言。

　　通讯报道的通常化语言是个什么样子？评论家阎纲先生曾经把此类语言概括为“新华体”，十分精到。也就是说，作家要警惕乃至拒绝那种仿佛新华社发布通稿般的标准化语言，从而改善文艺作品的面貌，回归文学本身。你看，《史记》和《论语》包括《梦溪笔谈》都不是奏折，报告文学也最怕写成公报。核心问题还是语言。而通讯报道在写作时并不存在这一问题，既可以运用“新华体”，也可以运用通常化的公共语言。因为通讯报道往往是媒体意志的集中体现，并非记者独有的声音，署了作者姓名，也是职务行为，哪能由着记者性情或肆意放歌或浅唱低吟呢？

　　作家写报告文学，避免公共语言，运用自己的语言，与记者写作通讯报道适得其反。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句式，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记者熟练运用无妨。作家却不宜这样说话作文，是否可以这样写，“那年，你上县里开会回来，咱村就分了地”，同样表述了“三中全会以后”这层意思，而且丰富许多。

　　从江雪等年轻朋友的报告文学看，习惯性地运用了不少“新华体”语言，其体貌特征自然和通讯报道十分相近。时间一长，积重难返，问题就多了。

　　作家学习语言，不是一朝一夕的小事，而是一辈子的大事。还是那句老话：没有好的语言，就没有好的文艺作品，也就没有优秀报告文学。所谓好的语言，首先要说作家自己心中的话，而不要“新华体”。

　　原想答江雪等文友一短文，未料写了这么长。关于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的相似而不相同，还能总结出几点，但主要差别似乎已经说清。

　　顺便回答一个问题。江雪来信说苦恼，认为基层写作深受环境制约，难以展开对周边人物和事件的反思与批评，因而局限着作者的思考力度，影响着作品的批判品格，担忧报告文学这条路能否走得长久。这似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难题，值得我们共同探索。我想说的是：如果单指批判写作而言，作者生活在真切环境里，必定有所顾忌，放手写作确有难度。但是，更重要的追问在于，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讨论批判写作？大家可能又一次沿袭了通讯报道倾向单一、旗帜鲜明的思维方式；还有人从直觉上认为，通讯报道多是褒，报告文学多是贬，不褒扬就发不成通讯报道，不贬批也写不好报告文学。这就陷了入一个误区。人们常说西方知识分子突显了批判意识，我们需要学习效仿。其实，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而更实质精当的说法，应该说优秀知识分子坚守了自身的独立意识。他们独立思考，独立言论，独立写作，全靠自己，不靠神仙皇帝。而宝贵的独立精神当中，既包涵了贬批，也包涵了褒扬，有时，两者混杂相处于同一部著作中。徐迟写出《哥德巴赫猜想》，便是这样：陈景润一心敬业，感人至深，而长期以来不尊重人才、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则必须揭批。你看，假设作品对事物进行单一批判或单一歌颂，反而浅薄空洞，反而减弱了力量，既不会在现实阅读中产生轰动，也无法在经典文本中持之长久。“文革”以后，一大批作品愤怒揭批“四人帮”，这与前面时段愤怒揭批“走资派”的文学取向并没有质的改变，两种作品的命运都是极短暂。原因很明白，两种作品只是斗争对象的转换，都是时势所造，写作中并不曾彰显作家的独立思考以及科学理性精神，于是两种单一批判作品，可以合二为一，同归于尽。

　　在写作时间不长的江雪等文友看来，自己最熟悉的区域生活十分庸常，不值一谈。偶有坏人坏事发生，还牵连着更多的一圈人，又不便无情批判。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以为需要等待，不必着急。多听多看多感受，磨刀不误砍柴功。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是第一站呢？说透了，要等到你觉得庸常生活不庸常，区域生活很精彩的时候才好。所谓文思泉涌、下笔有神的现象，也是这时候才会出现的。作家看待生活，不能非黑即白，人物与事件，历史与现实，都是色彩斑驳搅在一起的。辽金时期，长治县八义窑烧出一种“红绿彩”瓷器，又烧出一种“搅釉”瓷器，都是开创性的珍贵品种，为今日藏家梦寐以求。生活中同样呈现出了这种情况。如说抗战之初，一个村走出了一批义勇青年，无意当中，半数参加了八路军，半数参加了晋绥军，都在浴血抗日。结果，人到中年时，这批人的命运发生了天地之变，后者干脆成了“历史反革命”。执政者这样去裁决了，作家也要这样裁决吗？不久前在江西开会，一位学者向我谈起，他正在寻找当年红军亲属以及女红军的幸存者，说她们用生命和血泪锻造了一段光辉历史，自己却尚未写出其中感人的神韵，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说，红军亲属被残杀，当然令人悲痛，那么，白军亲属亦被残杀，又当如何？作家该不该看到暴力革命对同胞的整体摧残？文学艺术讲不讲人性呢？

　　这就扯远了，还回我们本土来。我时常收到寄来的《长治史志》和《红色太行》等文史报刊，办得很好，每期必读。而近日我还是忍不住给办刊的杨宏伟和田秋平两先生写了信去，希望我们的刊物不仅要反映共产党建立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文史内容，也要反映当年国民政府指挥九个军的部队，与八路军并肩抗日的史实，这是国共两党最好的一段合作期，上党人民用鲜血，用勤劳种植的小米，养育了多少部队？直至中国最终获得了抗战的全胜。这样办刊，可能价值意义还能拓到更宽。宏伟兄和秋平兄表示正打算这样去做。作家看待本土生活，也应该有这种独立思考，不是无事可写，而是书写不尽。

　　昨天，平顺县委李玉忠先生来，谈议在川底村建造农村合作化历史展示一事。玉忠先生谈及一个观点说：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是从长治开始的一段特殊历史，我们把这些史实整合起来，留给后人，供总结历史、研究得失所用，而不是偏激地褒扬或贬批。我很赞赏他的意见，尊重历史，珍惜上党农民走过的道路，而不是简单褒贬，这是一个科学立场，值得陷入报告文学写作困境中的人们借鉴。

　　希望江雪和久在新闻媒体工作的记者、文友，扬长避短，再著新篇。也祝贺江雪的新书出版。话说得多了，容易出错，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