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写文章的乐趣在于两种气质

《陈旧人物》《陈年旧事》《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诚知此恨人人有》《午后的岁月》，这些书出自叶兆言，刚刚由译林出版社以“叶兆言非虚构系列作品”之名推出。“这是我自认为最好的一套书。此次再版，也是对读者的一个交代。”叶兆言在这套作品上市时由衷地表达了偏爱之情。

作为当代文坛的常青树，叶兆言身上有多个标签，他出身文化世家，祖父叶圣陶、伯父叶至善、父亲叶至诚均为文化名人；他被称为“南京城里最后一位文人士大夫”，堪称“读书最多的作家”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初登文坛，迄今已笔耕四十载，出版作品上百部，著作等身，步履不歇。此次出版的这套书，收入的均为其非虚构作品，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由叶兆言本人亲自整理结集，包括6本文史散文，其实是一部大书，记录中国五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其中，《诚知此恨人人有》为全新结集，首次出版。

《陈旧人物》《陈年旧事》两本书为晚清以降近百位政治、军事、文化领域的名人立传，二者一脉相承，叶兆言以阅读作积淀，趣味为根底，谱写民国名士风流，书写一个人的近现代文人史。《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诚知此恨人人有》是叶兆言的文学回忆录。《午后的岁月》是叶兆言与好友余斌的十二次对谈。从野蛮生长的少年，到蓬勃热血的青年，再到平淡如水的中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图景与精神轨迹，为重返文学现场提供了又一途径。

近日，在“叶兆言非虚构系列作品”出版之际，叶兆言接受采访，他说：“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我觉得看这一套书可能最能了解我了。它像开矿一样，挖掘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他发现了我的过去，以及过去的过去，它也真实地反映我的阅读生活。它让我感到温馨，有幸我当年写了，因为今天再让我写，很可能就写不了了。”

写长卷的野心没完成 这些散文里都写到了

山西晚报：您之前说过在刚开始准备写小说时，打算写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卷，对象是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从章太炎那辈开始写起，然后过渡到现在，大约是五代文化人。这个野心并没实现，但在这套书里，您写出来了。

叶兆言：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跟余斌（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有《张爱玲传》《周作人》《提前怀旧》等——编者注）也聊过这个事。因为我深深体会到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断层。

其实这话题今天也可以说，因为我的出身，这个体会会特别深。我跟我祖父打交道，我祖父在我面前流露出来的就是自己没学问，字也是别人写得好，（会说）谁的学问真好，都是他羡慕那些老先生。鲁迅（1881年出生）也是，章太炎（1869年出生）是他老师，章太炎和鲁迅学问相差大得不得了，鲁迅就不能提自己有学问，因为他在章太炎面前一点学问没有。鲁迅比我祖父（1894年出生）大十多岁，所以我祖父提起鲁迅就非常崇拜，因为周作人（1885年出生）比我祖父大10岁，他就已经觉得不得了了。

山西晚报：比自己大几岁的人，在学问方面会觉得不可逾越。

叶兆言：再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像汪曾祺（1920年出生）和张中行（1909年出生），汪曾祺比我父亲（叶至诚，1926年出生）大几岁，他比我父亲明显知识高一倍，张中行比汪曾祺大了几岁，也是一个台阶。说个笑话，张中行是在抗日战争之前完成了大学教育，所以他的水准就是那个水准，他一提到我祖父毕恭毕敬，觉得天下怎么有这么有学问的人，他认为是个完人。张中行完成了大学，他的水准，比汪曾祺就高一截，汪曾祺抗战的时候完成了中学教育，是高中生；我父亲只完成小学教育，所以他比我父亲又高一截。我父亲的同时代人，大家都公认他可能知识是最好的，就像我，可能大家也会认为，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一辈人，我知识还可以。但总体来讲，中国文化的这种断层实在是太厉害了，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虽然我们总觉得文化是前进的。所以我当时写小说时就有个想法，要写这几代知识分子，写个小说，我觉得这个想法好。（以上文中所写出生时间均为编者后来加注）

山西晚报：这套散文书里面把这五代知识分子都写了？

叶兆言：对，刚才说的，这个野心没完成，这些散文里都写到了。

这六本书加在一起就是一本大书

山西晚报：这六本书其实就是一本大书，在探讨一个话题。在语言风格上，这套书很接近周作人或者汪曾祺的风格。

叶兆言：这套书我觉得很朴素，是有一种周作人的传统在里面。周作人有种观点我特别赞成，就是说：一篇一篇文章变成一本书，一本一本书又变成一本大书。我特别喜欢周作人的这种描述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写一本书，其实是没有结尾的。为什么说没有结尾呢？因为当我们谈八股文的时候，通常是一篇好文章有一个结尾，这样的文章有一个最大的不好就是，每篇文章最后有一个收尾以后，它会像课文一样，有个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为什么不喜欢欧·亨利的小说，欧·亨利的小说就是单篇看都很精彩，但是因为他都有这样一个结尾，你看他的一本书会觉得是在看一篇故事。

对我来说，这套书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有开始，其实是没有完结。一篇文章和一篇文章，它们联系在一起，是无机的也可以说是有机的，甚至说是无意的。我写小说也是这样，写散文更是这样，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没有结尾，它就像谈话一样，聊到哪儿就在哪结束，第二天继续谈下去。不要每个谈话像一个非常完整的人生故事在里面。

所以你说一本大书我觉得是对的，这六本书加在一起，它就是一本大书。它并不是靠一个章节，也不是靠一个本身的联系，它是可以错乱的，像布局一样，要丰富，就是说如果看上去像海面，像大海一样，那也很单调。这套书里面，其实第一本就定调了，就是《杂花生树》，就是要这种感觉。它们中间的联系是读者能够认同的，就是“杂花生树”的那种感觉，满眼看上去就是“杂花生树”。我特别喜欢“杂花生树”这个词，所以第一本就叫《杂花生树》，它就是杂嘛，因为杂文杂文，它就是这个特点。这个跟我喜欢周作人有关系，所以说周作人有这个本事，他可以把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变成一本大的书。

山西晚报：《诚知此恨人人有》的书名很有意思，文人有“恨”，古今中外相通，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遗憾和局限？

叶兆言：对，“恨”就是遗憾。

它不仅记录了我的过去 更现实地记录了我做了这件事

山西晚报：这套书是非虚构，您去年出版的《南京传》也是非虚构，虽然这两种书都能看出您对传统“文史”写法的传承和借鉴，写人物有小说的笔法，但这两种书的写法还是很不一样。

叶兆言：对，它们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其实还是有私存的。我过去讲过，像余秋雨《文化苦旅》，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它很像黄裳的那种风格。你写的文字，会有你喜欢的一类文章的痕迹。比如张中行，我就很喜欢张中行，《负暄琐话》，最早我看那个书就觉得挺有意思。他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写的，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个角度、说话的方式我都很喜欢。我就觉得他跟汪曾祺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让我感觉特别想写。汪曾祺我们觉得是一号老夫子，但是他跟张中行比他就嫩，那完全不一样，张中行毕竟人家北大毕业的，对吧？北大比西南联大还是要厉害的。

“写人物有小说的笔法”，这个传统倒不是得益于别的，其实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写《史记》，标准的传记。写韩信，写鸿门宴，那都是小说写法。文字风格的话，包括我在《诚知此恨人人有》中提到一点，其实也是周作人的观点。我写这本书，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绅士气，搞得很有文化的感觉，用文化来吓唬人对吧？还有一种就是流氓气。周作人就讲自己追求的两种气，既要有非常文雅的地方，同时又非常有匪气，如果全是文雅的话就很迂，要让斯文扫地。周作人马上都要被抓起来了，但是他很得意，就讲自己这一生，他的文章秘诀就是这个，就是在文化人面前，我就给你搞野的，我就给你来流氓气，所以周作人写“搅屎棍”，他不回避的。但是呢，必须也要有绅士气，完全是绅士气的话，也不太好。为什么于丹有时候会引人反感，因为她三观太正了，所以她有一点问题别人就会很愤怒，那索性像王朔这样是一个泼皮，就很好办。

山西晚报：作品里两种气质都有。

叶兆言：写文章的乐趣其实就在这儿，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是玩两手的，就是让泼皮觉得你有文化，让有文化的人觉得你也会耍泼皮，我们老祖宗讲究文史不分家，谈史的中间要有文气，在有文气中间一定要有很认真的史实。所以这两者功夫都过硬的话，文章就会很好看。最怕的就是报告文学，在应该文学的地方他没有，他说我是真的；应该真的地方，他说我是报告文学可以虚构，这就要人的命。所以我对报告文学一向很反感。

山西晚报：您说这是您自认为最好的一套书，您对这套书有比较特殊的感情吗？

叶兆言：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那我觉得看这一套书可能最能了解我了。这是我最好的一套书，应该可以这么说。这套书里的文章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因为在我自己人生最早的规划中没有想到写这样的东西。这套书一直拉拉杂杂拉得时间很长，和朋友的邀请有关系，要我写专栏。这套书就像开矿一样，就是挖掘了我内心深处的另外一个东西。我一 开始觉得写着好玩，然后慢慢觉得很有乐趣，再后面我自己是有一份很精心的经营在里面，我愿意写这样一本书，编这样的一套书。

这套书总体来说，如果说有一条线的话，它能够很真实地反映我的阅读生活。

读这套书不仅读到我写的那些人，我想它应该能读到叶兆言的读书生涯。我过去读书都是很乱的，我从来不做笔记，完全凭记忆、凭印象，因为我没想当学者，没想当作家，我写作很随意，这是很自由的。可能恰恰是这种自由，写多了以后找到了一种乐趣，再重新读以后我就觉得它真是我很好的读书生活的一种记忆。从几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它发现了我的过去，还有一个就是从今天开始看这套书的时候，我自己感到很吃惊，亏得我写了，因为今天再让我写，我很可能就写不了了，所以我会感到很温馨，它不仅记录了我的过去，记录了我过去的过去，它还更现实地记录了我做了这件事。

《陈旧人物》书摘

张爱玲

张爱玲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贵族出身。对于这一点，我始终不以为然。文学的事，永远不可能如此简单。贵族出身的人实在太多，张爱玲的家庭了不起，比她更显赫的家族并不在少数。并不是破落的大家子弟，就应该注定成为曹雪芹。张爱玲所以成为张爱玲，首先是因为她的作品，其次还是因为她的作品。作品是人创造的，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作品可以反过来改变一个人的。作家成就了文学，文学也会毫不含糊地创造一个人。

张爱玲的一生是一部大作品。多少年以后，这部作品也许比什么都重要。早在二十五岁以前，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就用得差不多了。她最重要的作品《传奇》和《流言》，都是在这之前完成的。很多文学青年在这个年纪，还没有来得及开窍。张爱玲是文学早熟又一个奇迹般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伟大的托马斯·曼，他在这个年龄完成了《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张爱玲喜欢用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来形容她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事实上，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就是一声重重的叹息。

张爱玲的小说深入到了平常人的心灵，这是她的小说能拥有无数“张迷”的法宝。真正的好作品是阻挡不住的，张爱玲的小说最初发表在文坛不屑于注视的鸳鸯蝴蝶派杂志上。许多有志向的文学青年绝对不会去理睬这样的刊物。张爱玲偏偏什么都不在乎。她似乎信奉小说只要能发表就行的这个实用主义原则，小说之外的事，不愿意想得太多。她火山爆发一般地拼命写，写了就拿出去发表。让人感到无可奈何的，张爱玲就这样成了名，她的文章得到了当时上海滩各种背景的刊物的欢迎。转眼之间，她成了真正的名家。

晚年的张爱玲和四十年代大红大紫的张爱玲，仿佛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晚年的张爱玲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杜门谢客，摈绝交游，以至于最后死在美国公寓的地毯上，几天后才被人发现。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是那样地爱出风头，她为了突出自己，甚至不惜身着奇装异服。张爱玲的动机非常简单，写东西就是为了要出名，越早越好，越大越好。遗憾的是张爱玲有出风头的心，没有出风头的命。她不是那种能够当交际花的女人，倒不是长得不漂亮，实在是不善于人际交往。她的骨子里讨厌交际，在大红大紫的年代里，她不能免俗地参加各种应酬，出现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尽情地品尝自己成功的喜悦，然而这些无聊的敷衍已经为她日后隐士般的生活留下伏笔。

张爱玲的奇迹在于当年引起了各路人马的叫好。她毫无选择地在各种刊物上乱发表文章，属于不同阵营的编辑却非常明确地想把她拉入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张爱玲的小说终于出现在柯灵先生主编的《万象》上，这虽然是一本商业性杂志，但是在柯灵的努力下，杂志明显地属于新文学阵营。当年柯灵先生为如何能约到张爱玲的稿子踌躇再三，出乎意外，张爱玲竟然冒冒失失自动送上门。多少年后，柯灵谈起这段往事仍然喜形于色。

张爱玲相信她的小说可以远离政治。可是潜意识里知道这绝不可能，要不然她不会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也许是张爱玲真正的高明之处。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也就只有抗战胜利前的两年时间，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事实就是这么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