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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致铁凝、贾平凹等人的信

来源:河之洲 作者:汪惠仁提供 时间:2019-09-18

 

编者按:

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批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作家曾得到孙犁先生的指点与帮助。孙犁先生当时身体较弱,时有病痛,常居天津,所以与青年作家的师生情义多以书信来体现。在这些致青年作家的信中,常常触及一些“不过时”的话题。孙犁先生是有着学者风范的大作家,他之论文学,往往得力于他的史识与哲思。编者以为,人愈是有“通观”,就愈是难以过时。

根据部分读者要求,本网全媒体编辑部特选编孙犁先生文学通信三封,以此怀念这位当代文坛大伽——孙犁老师。

 

致铁凝信

 

铁凝同志:

上午收到你二十一日来信和刊物,吃罢午饭,读完你的童话,休息了一会儿,就起来给你回信。我近来不知犯了什么毛病,别人叫我做的事,我是非赶紧做完,心里是安定不下来的。

上一封信,我也收到了。

我很喜欢你写的童话,这并不一定因为你“刚从儿童脱胎出来”。我认为儿童文学也同其他文学一样,是越有人生经历越能写得好。当然也不一定,有的人头发白了,还是写不好童话。有的人年纪轻轻,却写得很好。像你就是的。

这篇文章,我简直挑不出什么毛病,虽然我读的时候,是想吹毛求疵,指出一些缺点的。它很完整,感情一直激荡,能与读者交融,结尾也很好。

如果一定要说一点缺欠,就是那一句:“要不她刚调来一说盖新粮囤,人们是那么积极”。“要不”二字,可以删掉。口语可以如此,但形成文字,这样就不合文法了。

但是,你的整篇语言,都是很好的,无懈可击的。

还回到前面:怎样才能把童话写好?去年夏天,我从《儿童文学》读了安徒生的《丑小鸭》,几天都受它感动,以为这才是艺术。它写的只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

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也是跻于艺术宫殿的不二法门。

你年纪很小。我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的甘苦。

上次你抄来的信,我放了很久,前些日子寄给了《山东文艺》,他们很高兴,来信并称赞了你,现在附上,请你看完,就不必寄回来了。此信有些地方似触一些人之忌,如果引起什么麻烦,和你无关的。刊物你还要吗?望来信。

   祝

孙   犁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再谈通俗文学

——致贾平凹同志

 

平凹同志:

一月四日从北京发来的信,今天上午就收到了,出奇的快。寄一封平信到西安,要十天,挂号则更慢。可见交通之不便了。所以你不来天津,我是完全理解的,并以为措施得当。目前出门,最好不要离开团体,如果不是跑生意,一个人最好不要出门。

上次从西安来信,也收到,曾仔细读过。原以为你能看到我写的关于《腊月·正月》那篇文章,就没有复信。谁知道那篇文章写了已经半年,到现在还没有刊出。不过,我猜想,你在北京可能知道了它的内容,有些话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你到北京去参加了那么隆重的会,是很好的事,这是见世面的机会,不可轻易放过。不过,会开多了也没意思。我只是参加过一次这样的会。

近来,我写了几篇关于通俗文学的文章,也读了一些文学史和古代的通俗小说。和李贯通的通信,不过捎带着提了一下。其实,这种文章,本可以不写,都是背时的。因为总是一个题目,借此还可以温习一些旧书,所以就不恤人言,匆匆发表了。

既然发表了文章,就注意这方面的论点。反对言论不外是:要为通俗文学争一席之地呀;水浒西游也是通俗文学呀;赵树理、老舍都是伟大的通俗文学作家呀。这些言论,与我所谈的,文不对题,所答非所问,无须反驳。

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时髦文士,当他们要搞点什么名堂的时候,总说他们是代表群众的,他们的行为和主张,是代表民意的。这种话,我听了几十年了。五十年代,有人这样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有人还是这样说。好像只有这些人,才是整天把眼睛盯着群众的。

盯着是可以的,问题是你盯着他们,想干什么。

当前的情况是,他们所写的“通俗文学”,既谈不上“文学”,也谈不上“通俗”。不只与水浒西游不沾边,即与过去的施公案、彭公案相比较,也相差很远。就以近代的张恨水而论,现在这些作者,要想写到他那个水平,恐怕还要有一段时间的读书与修辞的涵养。

什么叫通俗?鲁迅在谈到《京本通俗小说》时说:“其取材多在近时,或采之他种说部,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

社会上的,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文坛是社会的一部分,作家的心,也是多种多样的。娱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作用,问题是娱什么样的心,和如何的娱法。作品要给什么人看,并要什么样的心,得到娱乐呢?

有的作家自命不凡,不分时间空间,总以为他是站在时代的前面,只有他先知先觉,能感触到群众的心声。这样的作家,虽有时自称为“大作家”,也不要相信他的吹嘘之词。而是要按照上面的原则,仔细看看他的作品。

看过以后,我常常感到失望。这些人在最初,先看了几篇外国小说,比猫画虎地写了几篇所谓“正统小说”,但因为生活底子有限,很快就在作品里掺杂上一些胡编乱造的东西,借一些庸俗的小噱头,去招揽读者。当他们正在处于囊中惭愧之时,忽然小报流行起来,以为柳暗花明之日已到,大有可为之机已临。乃去翻阅一些清末的断烂朝报,民初的小报副刊,把那些腐朽破败的材料,收集起来,用“作家”的笔墨编纂写出,成为新著,标以“通俗文学”之名。读者一时不明真相,为其奇异的标题所吸引,使之大发其财。

其实,读者花几分钱买份小报,也没想从这里欣赏文学,只是想看看他写的那件怪事而已。看过了觉得无聊,慢慢也就厌烦了。

你在信中提到语言问题,这倒是一个严肃的题目。你的语言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是我捧你。你的语言的特色是自然,出于真诚。但语言是一种艺术,除去自然的素质,它还要求修辞。修辞立诚,其目的是使出于自然的语言,更能鲜明准确地表现真诚的情感。你的语言,有时似乎还欠一点修饰。修辞确是一种学问,虽然被一些课本弄得机械死板了。这种学问,只能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去体会学习,这你比我更清楚,就不必多谈了。

我这里要谈的是,无论是“通俗文学”或是“正统文学”,语言都是第一要素。什么叫第一要素?这是说,文学由语言组织而成,语言不只是文学的第一义的形式;语言还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品质的最敏感的部位,是表明作品的现实主义及其伦理道德内容的血脉之音!

而现在有些“文学作品”,姑不谈其内容的庸俗卑污,单看它的语言,已经远远不能进入文学的规范。有些“名家”的作品,其语言的修养,尚不及一个用功中学生的课卷。抄几句拳经,仿几句杂巴地流氓的腔口,甚至习用十年动乱中的粗野语言,这能称得起通俗文学?

通俗也好,不通俗也好,文学的生命是反映现实。远离现实,不论你有多大瞒天过海之功,哗众取宠之术,终于不得称为文学。

过去,通俗小说有所谓“话本”和“拟话本”。话本产自艺人,多有现实性,而拟话本产自文人,则多虚诞之作,随生随灭,不能永传。现在的一些武侠小说,充其量不过是“拟”而已矣,还不能独立成章。

雪中无事,写了以上这些,不知你平日对此是何看法,有何见解?冒昧言之,希望你和我讨论。

  祝

安好!

孙   犁

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

 

散文的虚与实

 

秋实、建民同志:

我先后看了你们的几篇散文,又同时答应给你们写点意见。你们的散文,都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话好说,拖下去又有违雅意,所以就想起了一个讨懒的办法,谈些题材外的话,一信两用。

这是不得已的。我的身体和精力,实在不行了。有些青年同志,似乎还不大了解这一点,把热情掷向我的怀抱,希望有所激发。干枯的枝干上,实在开不出什么像样的花朵了。

我和你们谈话时,希望你们多写,最好一个月能写三五篇散文。后来认真想了想,这个要求高了一些,实际上很难做到。

小说,可以多产,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有很多例子的。小说家,可以成为职业作家,有人一生能写几十部,甚至几百部。

诗人,也可以多产。诗人就是富于感情的人。少年有憧憬,壮年有抱负,晚年有抒怀。闻鸡起舞,见月思乡。风雨阴晴,坐车乘船,都有诗作。无时无地,不可吟咏。

报告文学,也可以多产。报告文学家,大都是关心社会疾苦、为民请命的人。而社会上,奇人怪事,又所在多有。只要作家腿脚灵活,笔杆利索,是不愁没有材料的。一旦“缺货”,还可加进些小说虚构,也就可以了。

唯独散文这一体,不能多产。这在文学史上,也是有记载的。外国情况,所知甚少,中国历代散文名家,所作均属寥寥。即以韩柳欧苏而论,他们的文集中,按广义的散文算,还常常敌不过他们所写的诗词。在散文中,又掺杂很大一部分碑文、墓志之类的应酬文字。

所以历史上,很少有职业的散文作家。章太炎晚年写一道碑文,主家送给他一千元大洋。据说韩愈的桌子上,绢匹也不少,都是用碑文换来的。一个散文作家,能熬到有人求你写碑文、墓志,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必须你的官望、名望都到了那个程度才行。我们能指望有这种高昂的收入吗?这已经不是作家向钱看,而是钱向作家看了。

所以,我们的课本上,散文部分,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篇。

散文不能多产,是这一文体的性质决定的。

第一、散文在内容上要实;第二、散文在文字上要简。

所有散文,都是作家的亲身遭遇,亲身感受,亲身见闻。这些内容,是不能凭空设想,随意捏造的。散文题材是主观或客观的实体。不是每天每月,都能得到遇到,可以进行创作的。一生一世,所遇也有限。更何况有所遇,无所感发,也写不成散文。

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是避虚就实,情理兼备。当然也常常是虚实结合的。由实及虚,或因虚及实。例如《兰亭序》。这也可以解释为:因色悟空,或因空见色。这是《红楼梦》主要的创作思想。有人可以问:不是有一种空灵的散文吗?我认为,所谓空灵,就像山石有窍,有窍才是好的山石,但窍是在石头上产生的,是有所依附的。如果没有石,窍就不存在了。空灵的散文,也是因为它的内容实质,才得以存在。

前些日子,我读了一篇袁中道写的《李温陵传》,我觉得这是我近一年来,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李温陵就是李贽。袁中道为他写的这篇传记,实事求是,材料精确,直抒己见,表示异同。不以众人非之而非之,不以有人爱之而爱之。他写出来的,是个地地道道的李贽,使我信服。

散文对文字的要求也高。一篇千把字的散文,千古传诵,文字不讲究漂亮行吗?

所谓文字漂亮,当然不仅仅是修辞的问题,是和内容相结合,表现出的艺术功力。

散文的题材难遇,写好更难,所以产量小。

近来,有人在提倡解放的散文,或称现代化的散文。其主要改革对象为中国传统的散文,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散文。三十年代,曾今可曾提倡词的解放,并写了一首示范,被鲁迅引用以后,就没有下文,更没有系统的理论。现在散文的解放,是只有口号,还未见作品。散文解放和现代化以后,也可能改变产量小的现状,能够大量生产,散文作者,也可能成为职业作家了。

但也不一定。目前,就是多产的,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小说作家,如果叫他专靠写书为活,恐怕他还不一定能下决心。有大锅里的粥作后盾,弄些稿费添些小菜,还是当前作家生活主要的也比较可靠的方式。

“五四”以来,在中国,能以稿费过活,称得起职业作家的,也不过几个人。

从当前的情况看,并不是受了传统散文的束缚,需要解脱,而是对中国散文传统,无知或少知,偏离或远离。其主要表现为避实而就虚,所表现的情和理,都很浅薄,且多重复雷同。常常给人以虚假,恍惚,装腔作态的感觉。而这些弱点,正是散文创作的大敌大忌。

近几年,因为能公费旅游,写游记的人确实很多。但因为风景区已经人山人海,如果写不出特色,也就吸引不了读者。

当代一些理论家,根据这种现状,想有所开拓,有所导引,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他们把病源弄错(病源不在远而在近),想用西方现代化的方剂医治之,就会弄出不好的效果来。

一些理论家,热衷于西方的现代,否定“五四”以来的散文,甚至有的勇士,拿鲁迅作靶,妄图从根子上斩断。这种做法,已经不是一人一次了。其实他们对西方散文的发展、流派、现状、得失,就真我还是希望你们多写,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并多读一些书。中国的,外国的都要读。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丰富的散文宝库,例如我们的近邻印度和日本,好的散文作家就很多。但是,每个国家的文学,也都有质的差异,有优有劣,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也不会凡是有现代称号的,都是优秀的。

  祝

春安

孙   犁

四月一日

 

责任编辑:邓 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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