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瑜：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

  编者按: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在每次讲座时，总会有一些作者就“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的差异及两种文体创作中的困惑提出问题。赵瑜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经验，特撰写此文。

　赵瑜著有中长篇报告文学作品30余部，屡屡引起轰动。《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影响深远，引发社会大讨论。后有《牺牲者》《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等重量级作品。他多次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文学大奖。

　在本文中，赵瑜就“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之差异及两种文体的创作形态作了七个方面的阐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本网全媒体编辑部重磅推出此文，旨在引导广大新锐作家、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深入生活，坚持“三贴近”、”三服务“，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

——赵瑜谈报告文学创作兼答长治诸文友

 我在不同的场合和多次讲座中，总有不少文友包括我的家乡长治的文友，向我提及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的写作及其差异，这些朋友当中有许多从事新闻工作。他们有写作才情，有对信念的追求，也很勤奋。但大家总是不约而同有这样一个困惑：新闻记者采写报告文学，具备媒体优势，原以为与这种写实文体算是“近亲”，几无隔阂，因而感到难度不大。但在写过几年又发表了一些报告文学之后，却发现读者反映一般，社会效果不强，各方面评价难尽人意。这时，感到真正写好报告文学并不容易，极欲提高一步。

 今年五月，山东作协举办报告文学高研班，学员中有不少报社和电视台业务骨干，竟也纷纷提出了这一难题。我在济南与班上文友交流，发现此类问题超过一半。

 我由此想到一个老问题：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两种文体之间界线模糊，不易区别，往往将不少青年记者和学作报告文学的朋友带入误区。老问题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具有相当普遍性，值得我们探讨。
　　

一、两者之间确有相似性
　　

 说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界线模糊，因而产生创作误区，是因为两者之间确有不少相似性。

过去，有些纪实文学选本，常常把报告文学和优秀通讯报道作品一起收进来，例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等。两种文体的最大相似点，就是非虚构写作。西方报告文学最早脱胎于报馆，因而评论界概括报告文学特征，头一条就说它具有新闻性。确实，新闻作品与报告文学都不允许虚构和编造，都必须在真实人物与事实基础上完成写作。这种“天性”构成了一种相似的外表——都写了真人真事，完全不同于小说和戏剧。

 新闻工作者与报告文学作家，其敬业本质也很相似：坚持科学理性精神，反对愚昧盲从。对真善美弘扬赞美，对假丑恶鞭挞批判，还要勇敢地揭示事实真相。美国《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对“水门事件”进行不懈探究，以四个月时间采访了上千人，最终将真相公之于世。民国时期，范长江行程万里，写出《中国的西北角》，此类行动与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区别。

 新闻记者与报告文学作家进行采访调查时，都将面对许多不可预见因素，工作方式几乎相同。深入探真探秘，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新华社记者杨明采写《足球黑哨》，我写《马家军调查》，开笔之前都是如此，真相越是未知，越让人穷追不舍。优秀记者进入卧底状态，纪实作家亲临现场体验，行为一致。即便是写作历史题材，记者和作家也特别强调实地考察。缺失了以上环节，大家都会感到无法工作。这就与学者撰写理论文章大不一样。

 你看，新闻写作和报告文学，与小说戏剧不同，与理论研究不同，自身之间却很相似。读者在阅读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时，心态也非常相似，人们都把这类文章当做真实可信的文本看待。这样的相似性，还能举出好几条来。正因为有着这么多相似性，所以推动不少记者们对于写作报告文学产生了动力，却也迷惑了不少年轻作者。

 当然，还有一种令人遗憾的相似性：由于时弊使然，当大批假新闻亮相惑众之际，亦有众多伪报告文学欺世刊行。
　　

二、历史渊源不相同
　　

 既然两种文体具备了这么重要的相似性，为什么年轻作者仍然写不好报告文学呢？原因在于，大家忽略了两种文体之间，还有着更多不雷同不相似、甚至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像兄弟俩出生于同一家族，分家以后干的营生变了，老大种庄稼，打下粮食保人活命；老二种树林，培育木材供人建造。老大与老二的劳作功能都很重要，产品用途却大不相同。擅长收获口粮的记者，不一定能够种好树。

 新闻记者与纪实作家，到底哪些地方不相同？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究竟哪些因素不一样？

首先，从历史上看就不像一回事。

 中国文字诞生三千年，一直没有催化出新闻专业，如果一定要拿纪实文体向上追溯，却可以追到文史公那里去。司马迁通过采访写了《史记》，沈括根据调研写了《梦溪笔谈》，而表达孔子思想情感的《论语》，几乎就是与今天非常相似的“口述实录体”的结晶。司马迁讲“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被先祖文人们接受下来，终以优秀纪实散文构成中国正统文学主体。种种古代文艺作品也大多基于写实，唐诗的副标题或曰小序，都说真事儿，《西游记》里写玉皇大帝，也是照搬社会生活。戏剧多半取材于史实。而中国近代新闻业即现在常说的“新闻媒体”，同西医一样，都是清朝晚期才从西方传来，到民国年间得以大的发展。如此说来，如果报告文学写作照着古人学习，照着中国传统文化寻觅灵魂，可能还是一条正道，也是一条近道，照着西方新闻报道去学习，反而绕远了。因此，随着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新闻媒体日趋盛达，报告文学走向成熟，在报告文学界内基本上不再倡导作品的新闻性，而以“现实性”思考取代之。也就是说，写好报告文学，更需要加强文化准备而不仅仅是做好新闻准备。这一大差异，不知习惯了新闻写作的年轻朋友们注意到没有？近日，我到山西朔州一个叫吉庄的村子里，研讨作家郭万新所著《吉庄纪事》和《吉庄草根》两部报告文学，谈到《人民文学》发表的《梁庄在中国》，还有田秋平所著《田家英在长治》等作品，情况都是如此。思想文化准备结合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影响着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刻转变，其中的新闻性明显退位，一直退到报刊、电视和网络背后去了。

三、现实使命不相同
　　

 历史渊源不一样，现实使命也不相同。多数通讯报道的写作，动因来自记者单位的任务安排，至少需征得主管领导同意，完成作品后要经过程序化审核，最终在本报安排专版与读者见面。这就是说，写作通讯报道往往是新闻单位的职务行为。相反，报告文学作家多属个体劳动，最提倡特立独行自我体验，独立思考探索发现。作家背后少有单位支撑。即使是作家协会体制内专业作家，其创作也属于个体性质。写作相对自由而采访更加艰难。这使我想到电视台专题片与独立制作人拍摄纪录片之间的差别，后者的成功极不容易，而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则高于专题片。

 梁启超先生在近代新闻报刊崛起之初，大力提倡“时务文体”，首次提出“耳目喉舌论”，在当时引起巨大震荡。正因为这样，近百年来，报社或者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一出门就有了特定身份。记者代表着所属媒体，采访内容多以行政公务即业务、本事为主体，或表扬或批评，常常不由自主，还要保持政治倾向性。被采访者没有提供“海量信息”包括个人阅历的义务。记者尽管已经相当政治化，亦应保持中立客观立场表相，不可以将主观色彩、情趣好恶肆意铺排。这一准则从采访开始一直贯穿到写作当中。新闻报道作为媒体单位的传声筒，也可以“断章取义”地报道一人一事一个侧面。而报告文学作家与采访对象打交道，并不具备特定媒体身份，不是老乡就是同学，不是来客就是朋友，不是学者就是同行，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总之他是一位个体探访者，只代表他自己，涉猎采访内容非常广泛，从行政公务到个人成长、思想履历，公私不分家，没有一定范围，谈得越深越好，嬉笑怒骂无妨。作家总是问了这个人，又问那个人，先探究一个侧面，又佐证另一侧面，反复质疑，多重多义。半个真相不满意，整体真实是追求。开写后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表达主观倾向，作家主体意识至上，创作主题不一而足。简单说，通讯报道负载使命体现媒体意志，报告文学饱含个性书写作家情怀。这种差异，不知是否引起了年轻记者们的充分注意？
　　

四、采访办法不相同
　　

 前头说过，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作者通过采访得到第一手材料，然后动笔。这是相同的。但是，采访的具体办法和工作方法，两者却差别很大。在多数情况下，记者们好不容易抓住一位大忙人，彼此间颇不从容，有时候能搭上几句话也不错，因而常以问答方式突进采访。采访对象正在进行中的表面化行为、只言片语，处处重要，皆可入笔。二战时，一位记者堵住艾森豪威尔将军，挤上去只问了一句话：您对青年有何忠告？就算很满意了；对待各种事件，报刊总希望越奇异越好，倘若名人出点事，报刊积极性更高。大家常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一语中的。记者如果挖不出什么新鲜玩意儿，便被认为功夫没有下够。普通人日常事，不入报刊法眼；通讯报道作为“放大了的新闻”，先天需要弃旧迎新见异思迁，不停地适应新生活新任务，匆匆完成一档稿子，即被又一档新浪覆盖。记者调研写作某事，既不能慢慢去做专项研究，也不需要太深的专业水准，钻研过深时，读者反而看不轻松。新闻新闻，重在一个新字。正常情况下，记者对一篇通讯报道进行采访，往复次数不多，所耗时间亦短。好记者的素质正是迅捷、敏锐、干练、杂学；反观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前进行采访，除紧急情况外，恰恰不会满足于简单问答，也不乐意仅仅采访一次两次就匆匆动笔。作家们认为，采访名人和普通人同等重要，其价值取向差不多，对恒久不变的日常琐碎生活和奇异突变之事，作家均不轻视。解读奇异大事突变格局，作家反而更重视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必然性，更看重矛盾从积累到爆发的全过程，希冀着将事物的内在规律总结出来，交付读者。我写《革命百里洲》，生怕在当地驻扎时间太短。有时一住数月，先后往复了好几次。有的作家甚至长期钻在行业内部不出来。比如徐剑在二炮部队写导弹，李鸣生在国防科工委写原子弹，他们恐怕这辈子也出不来了。他们宁愿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把自身变成与作品同生共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报告文学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终生追念那个行业，热爱那片土地，直至被读者誉为专家大家。这一点与新闻从业者完全不同。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为了写好朱德生平，先于1937年上半年留驻延安，与朱德等领导人建立深厚友谊。而后，朱德前往血火硝烟的山西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紧追不舍，又于同年10月从陕北东渡黄河，随朱德及八路军总部转战雁北和太行山区，风餐露宿，驰骋沙场83天。她有时与朱德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谈，有时在一旁冷静观察朱德言行。她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朱德像老朋友似的交谈，可以跟他交换情况，也可以闲扯一阵儿。”最终完成了《伟大的道路》这部杰作。你看，史沫特莱的采访，与新闻记者的采访大不相同。这时，报告文学作家已经近乎于一名专业同行，又大幅度地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不这样做，就不能诞生深入细致同时又动人心魄的报告文学。

 一些记者文友会说，工作繁忙任务紧迫，客观上不允许我们深入到生活之中。这恰恰引发出一大现象：通讯报道往往舍弃了作者最熟悉的那部分生活。就拿家乡长治的文友来说，我们熟悉长治各地及周边的城乡生活，这里是我们生长的故乡，人物演变尽收眼底，大事小情俱在心中。写好报告文学包括各类文艺作品，基础正在于此，灵魂正在于此。无数作家从自己的故乡获得了笔底故事，几乎不需要去做问答式采访，只管从心灵深处写开去，人物事件层出不穷。不少年轻记者偏偏舍弃了这堆宝贝,不得不去匆匆采写自己并不熟悉的陌生内容，弃熟而就生，弃深而就浅，这多么可惜？
　　

五、立意构思不相同
　　

 前头说，通讯报道由于其政治性和任务性等因素，要求本次写作必须在短期内完成，或曰尽快完成。报告文学则有时较快，有时较慢，快些更好，慢也无妨。一些作品需要多年磨砺才能完成。有时写出作品当下很难发表，只好等待。我写完《太行山断裂》是1986年，稿子在山西、北京转了一大圈，1988年底才在广东发表；《马家军调查》等了三年始发；2006年写完长卷《牺牲者》，眼下早已七年过去，仍不能问世。此类现象在报告文学业内屡见不鲜。真正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就应当明白：作品完成耗时较长，作品发表无从保障，没有报刊必须为你推出。

 写作通讯报道，普遍偏短怕长，写作报告文学，普遍偏长怕短。记者擅长万字以内写作，构思总会受到一定限制。同理，我至今写不好短篇纪实，又是构思长篇习性泛滥的惩罚。重视这一差别的要义，在于提醒青年朋友们注意：两类文本的立意与结构大不相同，通讯报道不需要以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去谋篇布局，而优秀报告文学却必须运用文学艺术的立意和结构方法，努力追求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通讯报道旗帜鲜明，直奔主题，报告文学色调复杂，多元含蓄，一旦直奔主题反而简单化了。以撰写体育题材为例：通讯报道为满足读者阅读饥渴，常常强调运动员特征特色，重视技战术分析，褒贬教练员业务能力，突出比赛结果；报告文学尽管一度也曾这样表现，但更重要的，是挖掘赛事背后的故事，追问体坛群体的精神世界，关注他们的人生命运，揭示读者百思不解的矛盾冲突，拓展全社会深层内涵，直至置疑金牌体制，升华人性主题。我写过几部有争议的体育类作品，都是一个指导思想：书写体坛却要超越体坛，重在体育比赛之外的悲喜剧。引发争议促进读者思考正是好事，只要对大局有利，或对或错都不要紧。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报告文学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正因为如此，通讯报道最终归入了新闻范畴，而报告文学最终归入了文艺范畴。我们常常见到一些所谓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下了很大工夫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内容相当丰厚。仔细读过始知，作者和盘托出了一堆芜杂素材，甚至是一堆难得的珍贵素材，却忽略了文学艺术“以人为本”的凝练提纯之立意，轻弃了主题思想的开掘提升。最近一部反映长治工厂导致漳河污染的报告文学，效果正是这样，报告了一篮子蔬菜原料，还不是成品佳肴。

 通讯报道以“放大了的新闻”立意构思，写好一档大新闻，有意义有难度，颇不容易；而报告文学不要“放大了的新闻”，只要“文学的报告”。那么，报告文学除了“非虚构”这一特征不可违背，其余各方面理应按照文艺作品的标准去做，与做小说写剧本以及炮制各种文艺作品没有区别。从我看到的不少年轻文友已经发表的文本看，大家很可能忽略了艺术性结构，忽略了线索、伏笔、悬念，忽略了人物多重性格和由性格引发的人生命运，忽略了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联系，忽略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语言。一句话，尚未重视文学艺术的力量。
　

六、语言运用不相同
　　

 大家知道，摄影是光影的艺术，美术是色彩的艺术，影视是视听的艺术，文学作品则是语言的艺术。没有作家对语言的掌控运用，文学作品根本无从诞生。文学作品好不好，头一条要说语言好不好。无论是情节叙述还是人物对话，全靠作家呈现语言之功。

 作家运用个性化语言，记者运用共性化语言；作家运用民众化语言，记者运用公权化语言；作家运用文艺化语言，记者运用新闻化语言；作家运用陌生化语言，记者运用通常化语言。

 通讯报道的通常化语言是个什么样子？评论家阎纲先生把此类语言概括为“新华体”，十分精确。也就是说，作家要警惕乃至拒绝新华社发布通稿般的标准化语言，运用个性语言改善文艺作品的面貌，回归文学本身。《史记》和《论语》包括《梦溪笔谈》都不是奏折，报告文学也最怕写成公报，核心问题还是语言。而写作通讯报道并不存在这一问题，既可以运用通常化的“新华体”，也可以运用公共语言。既然通讯报道是媒体意志的集中体现，那么，署了个人姓名也是职务行为，并非记者独有的声音，哪能由着性情书写，或肆意放歌或浅唱低吟呢？

 作家写作报告文学，避免公共语言，运用自家语言，与通讯报道适得其反。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句式，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记者熟练运用无妨。作家却不宜这样说话，是否可以这样写:“那年，你上县里开会回来，咱村就分了地”，同样表述了“三中全会以后”这层意思且丰富许多。

 一些年轻文友的报告文学当中，习惯性地运用了不少“新华体”语言，其体貌特征也就和通讯报道十分相近。时间一长，积重难返，问题就多了。作家学习语言，不是一朝一夕的小事，而是一辈子的大事。还是那句老话：没有好的语言，就没有好的文艺作品，也就没有优秀报告文学。首先要说作家自己心中的话，而不要“新华体”。
　　

七、最后谈谈褒贬问题
　　

 原想答文友们一篇短文，未料写来颇长。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相似而不相同，还能总结几点，但主要差异似乎已经说清。

 顺便回答一个问题。有的年轻文友给我来信诉说苦恼，认为基层写作深受环境制约，难以展开对周边人事的反思与批评，因而局限着作者的思考力度，影响着作品的批判品格，担忧报告文学这条路能否走得长久。这当然是一个普遍难题。我想说的是：如果单指批判写作而言，作者生活在真实环境里，必定有所顾忌，放手写作确有难度。但是，更重要的追问在于，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讨论批判写作？大家可能又一次沿袭了通讯报道倾向单一、旗帜鲜明的思维方式。还有人从直觉上认为，通讯报道多是褒，报告文学多是贬，不褒扬就发不成通讯报道，不贬批也写不好报告文学。这就陷入了一个误区。人们常说西方知识分子突显批判意识，我们需要学习效仿。其实，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而更实质精当的说法，应该说优秀知识分子坚守了自身独立意识。他们独立思考，独立言论，独立写作，独立主宰命运，全靠自己，不靠神仙皇帝。而宝贵的独立精神当中，既包含了贬批，也包含了褒扬，有时，两者混杂相处于同一部著作中。假设作品对事物进行单一批判或歌颂，反而浅薄空洞，减弱了力量，既不会在现实阅读中产生轰动，也无法在经典文本中持之长久。

 在一些年轻文友看来，自己最熟悉的区域生活十分庸常，不值一谈。即使发现坏人坏事，还牵连着更多的一圈人，不便深入贬批。这时候怎么办？我以为一方面还要写下去，总不能等到大环境既民主又宽松的时候才动笔；另一方面更需要读书不止，从容思考，不必过急。多听多看多感受，磨刀不误砍柴工。那么，要等到甚时候才是一站呢？说透了，要等到你觉得庸常生活不庸常，区域生活很精彩的时候才好。所谓文思泉涌下笔有神，也是这时候才会出现的。作家看待生活，最怕非黑即白，人物与事件、历史与现实，都是色彩斑驳搅在一起的。辽金时期，长治县八义窑烧出一种“红绿彩”瓷器，又烧出一种“搅釉”瓷器，都是开创性的珍贵品种，为今日藏家所稀求；生活中同样呈现出这种情况。如抗战之初，一个村走出一批义勇青年，无意当中，半数参加了八路军，半数参加了晋绥军，都在浴血抗日。结果，人到中年，这批人的命运发生了天地之变，后者干脆成了“历史反革命”。执政者这样去裁决了，作家也要这样裁决吗？不久前在江西开会，一位作者向我谈起，他正在寻找当年红军亲属以及女红军幸存者，说她们用生命和血泪锻造了一段光辉历史，自己却尚未写出感人神韵，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说，红军亲属被残杀，当然令人悲痛，可是，白军亲属亦被残杀，又当如何？作家该不该看到暴力革命对同胞的整体摧残？文学艺术讲不讲人性呢？

 不久前，平顺县李玉忠先生来，商议在川底村建造农业合作化历史展馆一事，那里也是赵树理先生写出《三里湾》的地方。玉忠先生谈及一个观点：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是从长治乡村开始的一段特殊历史，我们把珍贵史实整合起来，供后人总结历史、研究得失所用，而不做或褒或贬的附庸。我很赞赏他的意见，珍惜上党农民走过的道路，并不看重简单褒贬。尊重历史真相，坚守科学立场，值得陷入报告文学写作困境中的人们借鉴。

 希望年轻文友和久在新闻媒体工作的友人，扬长避短，再著新篇。真诚祝愿年轻文友特别是家乡长治的年轻朋友们，竿头益进。

 （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赵瑜在缅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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