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炯：创作主体高度决定文艺高度

文艺高峰的出现，除客观社会环境外，创作主体至关重要。一般来说，文艺家生活阅历越丰富，思想就越丰富；积累的思想文化资源越多，并且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前沿，就更能创作出鼓舞人们前进的作品，成为“照亮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

艺术美之所以具有美感功能与价值，并不完全由于其形式，而是由于它既反映生活真实的美，又因为它融汇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幻想力，从而使作品的艺术语言、艺术形象、艺术境界比现实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理想、更有普遍性

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文艺家勇攀文艺高峰创设良好客观条件，但伟大杰出作品的产生依然有赖于文艺家自身努力，文艺家树立雄心壮志，追求尽善尽美，依然格外重要

文艺走向高峰是人民的期待，也是时代的需求。为此，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强健创作主体，不躁不急，为攀登真善美的文艺高峰做出不懈努力

创作主体需有超常条件和超常努力

众所周知，文艺高峰总以伟大文艺家所创作的杰出作品为标志。如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高峰，司马迁的《史记》代表史传文学高峰，李白、杜甫代表唐诗高峰，唐宋八大家代表古典散文高峰，等等。曾有人否认文艺创作需要才能，现在已没有人这样看了。

代表文艺高峰的作品往往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反映的现实生活比较广阔和深刻，二是给人们的思想启迪比较丰富和先进，三是文艺形式的创造比较完美和新颖。所谓优秀作品是真善美的统一，真乃相对现实生活而言，善乃相对思想导向而言，美则是有别于现实美乃至比现实美更高的艺术美。三者的统一必然要求文艺家对现实生活有广泛深刻的体验与把握，除确保生活细节真实生动外，还要深入了解人性和社会关系，与时俱进，因为人性和人的社会关系都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必然要求文艺家对历史积累的思想文化有丰厚继承，并对历史发展趋势有超越常人的洞察力；还必然要求文艺家具有独到的审美涵养、自觉的艺术创新意识以及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屈原之所以名垂千古，与他被流放三湘“哀民生之多艰”、上下求索、广纳民歌民俗丰富自己的创作以及弘扬爱国精神分不开。司马迁《史记》的不朽，跟他遍历名山大川，广蒐史籍史料，横受宫刑后发愤著书紧密联系。李白、杜甫被誉“诗仙”“诗圣”，与他们从盛世入乱世，走遍大半中国，胸怀匡国济民之志，创作大量诗篇不无关联。《红楼梦》之所以名列古典说部上乘，也缘于作者曹雪芹由富贵堕入贫寒的身世，缘于其具备丰富的生活阅历、精深的文化积累和高远的思想境界，进而萌发个性解放之心声，在“绳床瓦灶，举家食粥”的困境中仍能将此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见，没有创作主体的超常条件和超常努力，高峰很难以产生。

伟大的文艺家往往也是伟大的思想家

人们常说，伟大的文艺家往往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人的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文艺家的思想总与其生活经历，包括通过阅读前人积累的文化书籍的经历相联系——书籍往往是前人生活实践的升华。古人说文艺大家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便是这个道理。文艺作品固然是文艺家的创造，但意识反映存在，人类意识归根结底源于现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现实生活永远是文艺的源泉。毛泽东曾号召文艺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许多文艺家对此都深有体会，无论艺术的想象和幻想多么奇特，归根结底都源于一定的现实。

一般来说，文艺家的生活阅历越丰富，思想就越丰富；在生活中积累的思想文化资源越多，就越可能具有超越常人的思想高度；如果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前沿，其思想就必然带有先进的性质，从而就更能创作出鼓舞人们前进的现实内涵广阔且深刻的作品，成为鲁迅所说的“照亮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

有种“反理性”的文艺思潮认为文艺创作就是感性的，加入理性思想就会损害创作。毫无疑问，文艺创作离不开感性。如果文艺作品只是图解思想，那当然应该反对。但人不仅是感性动物，更是理性动物，在日常生活中人的感性与理性往往互相渗透、互为作用。实际上，由一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支配的思想立场不仅影响人们对客体世界的认识，还决定人们情感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文艺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总有某种程度理性的参与，这也是事实。“诗言志”“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是我国由来已久的文艺传统。诗论家叶燮曾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迈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所谓“胸襟”，其实指的就是文艺家的思想境界。

伟大文艺家的作品总因思想博大精深而焕发耀眼的光辉。我国儒家提倡的“泛爱众而亲仁”“仁者，爱人”“有教无类”的朴素人道思想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带有某种先进性，因而为历代名家所尊崇和传扬。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产生的人文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想，在历史上也起过伟大的革命作用，它成为从但丁至19世纪数代伟大文艺家的思想支柱并非偶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化结晶，在辩证唯物史观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人类丰富的思想遗产，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学说，百余年来成为自鲍狄埃的《国际歌》到高尔基、鲁迅等诸多伟大作家的思想指引，也为人们所熟知。这都说明，基于丰富生活经历和文化积累的博大先进的思想境界对于产生伟大杰出作品的重要性。

杰出作品不能缺少优异的艺术之美

艺术审美形式的完美创造，虽然比之作品的思想内容具有从属性，但其重要性绝不容忽视。即使还没有作品仅因艺术形式的完美创造而臻于伟大，但伟大杰出的作品永远不能缺少艺术形式的完美。

作为主体，人在审美创造中具有很大的能动性。文艺是人们的审美对象，它体现文艺家所创造的艺术美，能满足人们美感愉悦的需求。应该说，大多数文艺作品都具有某种美感愉悦的普遍功能与价值，使人在观赏时感到美，感到沉醉、快乐、兴奋。文艺家在创作文艺作品过程中也会体验到自己想象和表现的美并感到愉悦，通过艺术手段把自己创造的美呈现给读者和观众，会进而使他们体会到美感的怡乐作用，沉浸于作品所描绘的艺术形象和境界中而忘却自己乃至废寝忘餐。人们之所以喜欢观赏文艺作品，很大原因就在于文艺具有美感功能与价值。这其中有对作品以真善为前提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美的感受，也有对创造这种美的文艺家才能的欣赏与钦佩。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第一，美具有客观根源，即美的质素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如我们说旭日朝霞很美，春花秋月也很美，这美的质素自然先存在于旭日朝霞、春花秋月之中。因此，美的基础是真。文学艺术所创造的美，其基础仍然是真，即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客观现实，包括人性、人的情感及人的关系的真，这是美感由来的重要根据。第二，艺术中的真又有别于现实中的真：其中包含了作家艺术家依照自己“内在尺度”的创造，实现了人的本质、人的能动性的对象化。艺术的真可能亦真亦幻、半真半幻、似真而幻、似幻而真，因而它所创造的美又可能高于现实的美、区别于现实的美。第三，人的美感的产生依存于人与物的关系中。人总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与客观的物发生一定关系。如果物无害于人，乃至有益于人，又具有客观现实的美的质素，那么人就会感到美、就会产生愉悦之情。老虎关在笼中或画在图上，人会感到它美，如果人碰到要吃自己的老虎，逃还来不及，哪能感到它美呢？所以美感的产生总与善相关，即与人的利害关系相关。

善的评价在文学艺术美的创造中非常重要。由于具有以善为导向的评价，文学艺术中丑的形象才可能转化为美。比如，我国戏剧舞台上恶行累累的丑角之所以能够成为审美对象，让观众感到丑角也具有美感，其原因就在于作家从向善的立场出发，对丑角进行揭露、讽刺和批判。如果相反对之进行赞美，观众非但不可能产生美感，反而会心生反感。对莫里哀喜剧所写的塔尔丢夫和果戈理喜剧《钦差大臣》中的骗子形象，也应作如是观。当然，像《七品芝麻官》中的主角相貌虽丑却做善事，也会让观众感到美。

总之，艺术美之所以具有美感功能与价值，并不完全由于其形式，而是由于它既反映生活真实的美，又因为艺术美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融汇了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幻想力，从而使作品的艺术语言、艺术形象、艺术境界比现实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理想、更有普遍性。美的规律当然还包含形式上的平衡、对称、起伏、多变、夸张、象征等，从而有别于生活中的真。可以说在任何时代，真善美三者的统一都是文学艺术产生审美作用的基石。文艺家所创造的作品的形式美、语言美，在激起读者美感中起到重要作用。

强健创作主体，勇攀新时代文艺高峰

每个时代都会创造出代表自己时代特点和艺术水平的文艺作品。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以来的戏剧和小说，便代表我国文学发展独具特色的历史轨迹，耸起一座座让世人瞩目的文学高峰。我们今天面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这一切使全球文艺不仅产生前所未有的大交流、频撞击，也促进各种新的文艺形式和文艺传播方式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们实际上也进入全民创新和广大群众广泛参与文艺创作、共同欣赏文艺创作的人民文艺的新时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文艺家开阔生活视野、积累思想资源、锐意艺术创新、勇攀文艺高峰创设良好客观条件，但伟大杰出作品的产生依然有赖于文艺家自身的努力。文艺家强健创作主体，树立雄心壮志，追求尽善尽美，依然格外重要。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我国当下文艺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他十分重视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十分重视真善美的创造对产生优秀作品的重要性，严肃指出当前创作中妨碍优秀作品产生的弊端。鉴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主要力量，他指出文艺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求文艺家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思想和艺术积累，不断致力于美的发现和创造。这无疑是文艺走向高峰的康庄大道，也是文艺家攀登文艺高峰的必经途径。我们的文艺家应当警惕创作中一度存在的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乃至某些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以及形式大于内容、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创作现象。

我们正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人民在党领导下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并将继续创造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从而为文艺家提供丰厚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启迪。尽管文艺新形态、新形式以及文艺创作传播新方式不断涌现，不断对文艺家提出新要求，市场经济也会对文艺发展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无论怎样，文艺本质特性不会变。市场经济存在数百年，它的影响从来都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市场反映读者和观众需求，受追新好奇以及某些低俗趣味影响，一些庸俗作品也许能够一时畅销而获利，但伟大杰出的作品如《红楼梦》即使当年只是在小范围传抄，后来却成为长销作品，成为经久流传的世界名著。因此，我们一定要坚信真善美统一是文艺永恒价值，不同时代人们对真善美的认识和表现会带有自己时代的特色，然而其基本价值仍然构成优秀文艺作品的恒久标准。

文艺走向高峰是人民的期待，也是时代的需求。为此，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强健创作主体，不躁不急，为攀登真善美的文艺高峰做出不懈努力。相信只要文艺创作者树立雄心壮志，充分而深刻地把握现实生活，升华并加深思想涵养，创作中力求精益求精，力求在自觉创新中开拓新题材、新主题、新形式和新风格，使艺术形式的创造臻于完美，我们就一定能够看到群星灿烂的新的文艺高峰涌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