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虚构几个关键词的断想

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写鸿篇巨制的野心和担当。因为对于作家的写作而言，一生都直面这么几个词：精神、命运、生死、爱情。古今中外的精品之作、扛鼎之作、传世之作，无一不是对在文学叙述之中精神思想元素的独到发现与深邃挖掘。上乘之作，一定是精神品质高拔的，站在民族的人类的书面高峰之上，有独怆然而涕下的时代、民族、个人和历史的命运感，直面死亡的残酷与冰冷，抒写爱情的美丽与凄怆，直通读者的心灵，为受众再造一个天堂。可以说穷尽一生，我们困惑于此，我们的突破也在于此。

难度与锐度

非虚构文学入门的门槛很低。低到似乎人人都能写，可是，真正写得好的寥若晨星。在很多场合，我始终秉持这样一个观点，报告文学，其实是难度系数最高的知识分子写作。我得出这个结论，基于以下判断：

报告文学的视野，往往对准与江山家国、国计民生有关乃至战争、劫难等时代大题材、大事件、大工程、大灾难、大场面，直面人世间的生死别离，爱恨情仇，重叙一个地域、一个群族的浴火重生，以如椽之笔，记录一个民族的心灵史、精神史，最终铸成千秋青史。毋庸置疑，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史诗性创作，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而言，这是一种历史与时代的眷顾与担当，既不可自恋，亦不必自卑。这样构成的中国故事并不等于没有文学含金量。主旋律的大题材、大部头，并非每个作家都驾驭得了，又有几个人能够力所能及，举重如轻，将这样的大题材高高举过自己的头顶？它需要视野、胆识、思想、知识、力量和情怀，需要作家强大的知识储备，思想底蕴与人生襟怀，需要视野的宏阔与大气，文学的阳刚和柔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是半个政治家、半个思想家、半个社会活动家、半个杂家，最后才是半个文学家，这五个半合起来，才是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才能以一支文学之笔作为支点，撬动整个地球。我接触过一些小说家，也许在个人情感世界的某个角隅，彼对世相之井、人性之井、心灵之井淘得很深，可是面对别的领域，尤其是波澜壮阔的科技、经济、军事、外交、工业、互联网、物流等等，知识储备几乎为零，面对别人提问，几乎无语。很难想象，这样作家可以写出史诗般的作品。

非虚构文学的锐度，是由它的前沿精神决定的。那就是敢于直面社会问题和灰色人生，作家对于具有爆炸性、新闻性、轰动性的灾难、事件乃至关乎一个国家的社会热点问题，必须保持极大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具有锋利的锐度，完全可以归类为一种纯知识分子精英写作。然，当下一线报告文学作家就那么几位，且多垂垂老矣，并呈断代或青黄不接之状。这是因为它的创作乍看太易，实则太难。一线报告文学作家须具备四种特质：参与性，参与改变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历史进程；揭秘性，揭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癌变和阴暗面；预见性，从一些现象和端倪中预见人类文明生活和模式的前景和未来；悲悯性，那就是对底层生存状态和挣扎欢乐忧伤具有悲天悯人的向度，给人以温馨感。

文学与真实

报告文学虽有报告和文学两种功能，堪称一个双面佳人，集新闻、文学为一体。报告是前提，是对即时或已经发生过的新闻、历史事件进行新闻性、传奇性、轰动性地再现或复活。然，它又必须是文学性的叙事。文学落点必须对准人，即大写的人，写人的命运、情感、生存、死亡、尊严、荣誉，甚至诸如使命和奉献、牺牲这些内容。离此，便不是报告文学，或者说是不好的报告文学。然而，时下一些非虚构作家，既要分享非虚构赐予的红利，却又不愿承担由此来带来的风险。甚至连地理真实和物理真实的概念都模糊化了，让读者对彼的文学信誉度大打折扣，甚至产生质疑，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对于非虚构这个走势尚好的文体，是一种伤害，甚至是一种颠覆。

报告文学真实性，注定了写作必须是全程的真实，而不容有一丝的虚构。真实的，却又是文学的，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性与创新性。甚至连一个微小的细节和场面都不能虚构。特别涉及到一些负面事件写作，历史情景和场面的再现，逼真的程度须像考古文本和田野调查一样细致、认真和精确。否则，惹上了官司，站在法庭上诉讼，便可能全盘皆输，置作家于不利之地。即使是写表扬稿的著述，传主也会因为作者的胡编乱造、阿谀奉承、肉麻吹捧而大汗淋漓，心里极不舒服。因此，报告文学文本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想象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报告文学的力量、价值、轰动性、震撼和生命力，皆因了一个非虚构。

这种非虚构是全程的，全方位的。题材、事件、人物、情节、场面、细节都是不能虚构的。为什么要强调真实是报告文学安身立命的边界和底线？这既是社会价值确立的需要，也是读者受众阅读的需要。既然是真实的，那就必须全真、唯真，应该具有千秋信史的标准。因为真实，所以能感动人；因为真实，所以能震撼人。但它又是文学的：写人，写命运之怆，写人性之黯，写人情之悯，写人心之善。

这种真实性，注定了报告文学是一个挑战性的文体，往往是最富于创新性的文体，一个难度系数最大的文体，它的创新指数同时是最高的。要写这样难度高的创意写作，更必须恪守真实的底线和边界，相信真实的文学力量。

奥地利大作家茨威格说过：“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经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请记住茨威格的这句话。我们所处这个时代，最让人忧心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溃烂。现实生活远远比作家更富有想象力，这需要作家以行走之姿，走到，听到，看到，从大量的真实事件和人物去发现独特生动的细节。

尽管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的问题，是一个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大量的小说家转场于报告文学，无疑改善了报告文学队伍的基因和结构，但是当下小说化想象和描写正逐渐大行于道。有的作家仍被关在玻璃房里，待在象牙塔里，埋在故纸堆里，在材料堆中巡弋、寻找、想象报告文学的真实，而不是自己去发现。故材料虽多，占用资料虽丰富，却是纸质的旧闻，毕竟是二手的东西，已经被过滤了，没有表情，没有温度，也乏精彩生动之叙事。在我的写作之旅中，对每个单位送的材料几乎不屑一顾，即使带了回家，也至多翻翻时间地点，找个线索。我以为那是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活力，更忌讳书中出现一大堆数据。毋庸说，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我以为山野行走，就是读天下这部书，读人生这部书。我最难忘的一次采访经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踏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战场旧址。彼时，我刚至不惑，抵喜马拉雅南麓克节朗河谷后，翌日早晨，边防团派两名河北廊坊籍老兵陪我上山。从海拔2600米开始攀越，时逢雨季，小道泥泞，视如羊肠，雨雾遮天蔽日，美人松亭亭如塔。有的地方就没路，唯有穿荆棘而过，时有牦牛的足迹留痕。两位老兵以为我年轻，走得尤快，第一个台地仅爬过数百米，海拔刚升至2800米，我已经气喘如牛，心蹦到嗓子眼上。仰望危峰入云间，我想打退堂鼓，欲转身而返。两位老兵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们指导员爱人上去了，我问怎么样爬上去的，走一步，哭一步上去的。哦，我有些惊诧。两位老兵接着说。指导员四岁的女儿也上去了，由炊事班老班长背上去的。平原长大的老兵告诉我，他们下山，半个小时就跑下来了，扛一袋面上去，一半被汗水浸渍，一半不能吃。背一袋大米上去，淘洗了好几遍，仍淘洗不掉那身汗味。一个军嫂，一个军队的女儿尚能抵达，何况我等七尺男儿。上！我砍了一根竹子作杖，经过四小时跋涉，终于抵达边防连队驻扎的台地，弄清了当年打仗开三口军事地理方位。

在遵从真实的前提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就是必须调整报告文学叙事的姿势，处理好真实与文学的关系。我以为，报告文学的文本、叙述姿势和细节的挖掘则是文学性创意标高所在。其包涵了三个要素：文本即结构，叙述即语言，细节即故事，惟有这三个因素的推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细节与经典

文学的经典，其实就是细节的经典。惟有独特、生动、精彩的细节，才能撑起文学天空，同样，惟有那些经典的挥之不忘的细节，被一代代读者津津乐道，一个典型的人物，才能在文学长廊兀自而立，栩栩如生。这样，经典才能成其为经典，方能传之久远。

对于非虚构而言，细节的经典尤为重要。《史记》千百年被一代代文人墨客奉为民族的信史与文学圭臬，也是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巅峰之作。最精彩之处，是那一个个波澜壮阔的场面，那一个个珍珠般串起来的经典细节。因了细节的经典，使其刻画的人物个个顶天立地，性格各异，呼之欲出令人过目不忘，千古咏叹。人们可以忘记作者，忘记篇名，却记住了文中的人物。我看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厚厚一大本，汪洋一片，事物苍苍，云山泱泱，见事不见人，见景不见人，或者见人不见神。代入感很差，甚至不忍卒读。原因就是采访功夫下得不够，事先的案头准备不充分，开掘不到精彩、经典的细节。因没有了人的活动，这个舞台便不精彩，没有精彩的中国故事，世事难开。因此，报告文学的细节化、经典化，其实就是文学化。

千山独幽径，惟有细节可寻，经典的出口就是瞄准人物、人情、人性和命运的落点。应把文学的视角支点聚集到了人生、命运，人的处境和人类的前途之上，甚至是死亡。大时代的变迁，必然折射到个人命运之上。

文学就是人学，报告文学概莫能外，其文学的落点，必须对准人，对准那些创造了历史的底层小人物，对准那些改变了历史的大人物，但决不等于是表扬稿。小人物自有小人物挣扎的尊严，友情、爱情的温馨和人性的悲悯与感动；大人物自有大人物的长袖广舞的从容、自信，以及时代漩涡之中的艰辛、艰难和悲哀、悲恸，甚至难言之隐。我写了三十多年的报告文学，如果对于人的写作，可以概括一句干货，可以真刀真枪的操作，那就是报告文学对写人的处理，应该遵循小人物伟人化，名人传奇化，大人物平民化。这是我多年报告文学写作的“葵花宝典”，屡试不爽，可以说放之非虚构领域而皆准。

精神与品象

我觉得中国作家缺的并不是技巧、语言，甚至不缺生活和想象，缺的是精神品质、是在大时代之中的站位和姿势。文学的最高精神品质是什么？就是思想的高度、广度和深度，通俗说，就是一种精神的海拔。

非虚构文学写作，有不少作家太过拘泥于题材，拘泥于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为抓到此，就大功告成了。殊不知，有不少作家将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写糟蹋了。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追求一种大视野、大景深、全画幅的历史和现实，是有边界和底线的，不能仅仅是浩浩荡荡、无边无际，那就没有画境之壮阔诗意。一如长江，出三峡入洞庭过鄱阳，便没有磅礴雄浑之气了。我以为对于这种大视野、大景深，要慎用、少用。要用，就恰到好处。

面对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和社会，能不能在更高、更新、更深的哲学的历史的视角上有独到发现和照亮，能不能有新的文学、美学元素来诠释这个时代和社会与人生，构成了一部作品的精神品质，更构成了报告文学作家独特的叙述表情和文学品象。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对光怪离奇的社会现象，面对难以预测的人生命运，对作家的认知力、感知力、叙事力、思想力、思辨力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特别是重大题材作品关乎家国情怀，作家应具有前沿精神，能够站在人类良知的底线上，站在文学和人性的纬度上，揭示真相，鞭挞时弊，照亮迷茫、驱散怅然和黑暗，以一双温柔之手触摸灵魂的褶皱，更重要的是能够预见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发展轨迹。这种照亮、洞见，这种社会道义和批判精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作家身上，有着精彩的表现，形成了一种新的报告文学的浪潮。当时报告文学代替了媒体的批判和暴露，惩恶扬善，离社会最近，离现实最近，也离政治最近。

如何对这个时代进行精神与思想的穿透与引领，昭示一种社会的良心、良知？就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必须具有前沿精神，关注现实思考现实，特别关注社会问题和国计民生品格，绝不回避生存矛盾，致力于社会进步。这就构成了报告文学作家独特的表情和品质，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有丰沛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知识世界。面对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面对一位经历了历史沧桑的老者，能不能站在一个更高，更巧妙视角，以一种历史的、哲学的和美学的眼光和视野，进行一种独特的穿越和统领，这都在考验着作者的能力。

我写青藏铁路《东方哈达》时，抑或因为对西藏历史文化、宗教风情的了解和熟悉，我没有就工程写工程，就铁路写铁路，而是从一种悠远的历史视角切入，赋予其一种哲学的新意，将一条穿过青藏高原的天路，其实是汉藏两个民族的情感和灵魂的天路，赋予了一种哲学层面上的新的诠释。

写《国家负荷》时，其实是一部大央企的科技创新，散点于域，万峰竞峥嵘，难度很高，最终一个古老的咒语和公式破题而出，即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构建全书，东西南北中是国网网架，金木水火土则是燧石电火的链条，轮回相生之中结构，让科学家院士更有人情味，普通人更有传奇性，令电力更赋予一种文化的内涵。而在写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八廓古城改造的《浴火重生》《坛城》时，寻找和输入文学品象的是一种精神的海拔，宗教般的终极关怀，是对小人物，弱势群体的悲天悯人，具有浓厚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是在描绘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人间之暖，人道之高，是对天地国亲师的敬畏，对一草一木一物的敬爱，对亲朋至友的虔敬，并上升到普世情感、人类意识和宗教意义上的文学情怀，与其说这是对天地人心的祈求和膜拜，不如说这是对文学的敬畏。报告文学的品象便蕴含其中，那就是敬畏之后的启蒙、觉醒、照亮、指路，还有一点那就是取暖。上升到宗教的文学，不仅仅有悲悯怜惜，还有了对杀戮的痛恨和责斥，还有对命运多舛的淡然从容，对爱恨生死的超然脱俗。

终极关怀，其实就是一种像拉萨天空一样的透亮和纯粹，像晨钟暮鼓一样的寂静与清静，像拉萨八廓街南街煨香袅袅一样透亮，甚至就像桑株颇章门前晒太阳的老人一样，望着天空发呆，什么也不思，不见往生，不思来世，让一切都在那一记得永恒，我以为，这样感觉非常之好。

看淡生死，从容淡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写鸿篇巨制的野心和担当。因为对于作家的写作而言，一生都直面这么几个词：精神、命运、生死、爱情。古今中外的精品之作、扛鼎之作、传世之作，无一不是对在文学叙述之中精神思想元素的独到发现与深邃挖掘。上乘之作，一定是精神品质高拔的，站在民族的人类的书面高峰之上，有独怆然而涕下的时代、民族、个人和历史的命运感，直面死亡的残酷与冰冷，抒写爱情的美丽与凄怆，直通读者的心灵，为受众再造一个天堂。可以说穷尽一生，我们困惑于此，我们的突破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