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几十年来，中国文学有很大的变化，我走上文学道路和你们现在开始要走上文学道路，所处的时代是完全天翻地覆的。我们当时要完全忘我，完全泯灭自我，不要我，只要集体。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呢？我们国家的观念，民族的观念，集体的观念，在我们深深扎根。我们随时随地会想到我怎么为这个国家想一想。比如我举一个小的例子。十天不下雨我就会替农民担心，这不是我今天自夸。不下雨，郊区的农民怎么办，或者我插队的农场怎么办。我在农场待了十二年，和种地的人打交道十二年。天气的变化我自然会想到他们，我相信你们十天不下于肯定不会想到这个。不下雪马路上会不会走的更通畅一点？但是没有我，没有自己是对文学创作的一个致命伤，为什么？因为文学作品必须是个性的，必须要从自己心里面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它才是真文学。不能虚拟，和虚构不一样，文学是要虚构，但是不能作假，一定是心里面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才能成为真文学。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我，我们拿起笔来就想到谁的脸色。我们开始做文学的时候真的没有真文学。我后来有十年时间为了找回自我很痛苦，要学会尊重自己。

今天来接我的肖老师，她说她写了一篇散文，叫《学会美化自己》。你们一开始写作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一点很不容易，这是文学应该有的起点，就是你最想写的。因为我们没有自己，所以我们往往写一些很假大空的东西，不真实，没有真情。也有情，但是这种情不是从自己心里流出来的，往往有很多虚拟的东西，它和真文学是两码事。

为了找回自我，为了回到我自己心灵中间去，我用了十年时间。今天很多人拿到了《泥日》，还有《桑那高地的太阳》，我写这两部长篇小说为什么？就是为了要找到自我，我一定要从我陆天明的心灵出发来写作。我想说什么，我想喊什么，我想告诉人们什么，我就写什么，学会这一点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我写《泥日》这部小说的时候没有提纲，我不要提前设想好想什么。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开稿纸的时候，开始根据我的感觉，我心里的浮动，我开始往下走。这部小说写了三年，一直在折腾我是什么，什么是我，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要表达什么。我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三十多年了，我到底要想中国人说出什么来，而且只有我能说出什么话，这应该是我说出的话，用了三年的时间。一麻袋一麻袋的稿纸往下卖，翻来覆去地写，找到什么是我陆天明，什么是我要说的话。你们现在不出现这个问题。你们无论写诗也好，写散文也好，写随笔也好，尤其不写课堂上作文的话，你们肯定不会按老师的旨意去办的。我用十年时间到了你们今天这个地步，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整个文学界当时认为，中国的文学大发展，因为所有的作家回到了自我，有了自我就有了中国的真文学。中国也因此开始了一个黄金时期。从1985年到1995年中国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现在活跃在文坛上五六十岁的这一代人，就是当年的青年作家。他们回到自我以后，承认自我以后，有了个性以后，他们开始写作，写了一批优秀的作品。

现在回过头想，这样够了吗？有了自我因此就开始发声了，开始有创作的冲动了，就开始向世界、向人类说话了。够了吗？大多数人都认为够了，只要你有自我，向自我的心灵去走就够了。后来发现，起码是我发现不够。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这个“我”，自我，尤其是作家的自我是什么样的自我，你这个“我”是什么样的我。如果一般人，我们不问这个问题，我就是我，我就是我妈妈的儿子，我就是我老公的老婆，我就是我孩子的爸爸或妈妈，我就是老板的雇员，我把这个工作加班完成拿到工资了。但是作为作家的我，即便这样也是不够的，也不能成为一个有光彩的人，或者完整的一个大写的人。那么作为作家的我，你要向人类、向社会、向国家民族呈现精神产品的一个人，你这个我如果只有小我是不够的。你只想表达你自己个位数的一个我是不够的，起码应该是一个复数。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你的发声，你写作的冲动，如果你只为了自己，只为了表达自己，你无需去发表。如果你写的作品并不能代表大部分人的心声，并不能呼应大部分人生存的愿望、诉求，那么有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看你的小说？为什么要看你写的电影？为什么要看你写的电视剧？为什么要读你的诗歌？怎么可能被你的诗歌打动？拨动他的心弦。你跟老百姓人民无关，如果写情书，写日记就可以了，但要发表出来就有一个社会的功能。我认为，完成这个转向，年轻同志不太能体会到回归。因为你们一起步就有自我了，你们在自我的角度上进入文学殿堂，开始向文学殿堂迈进。我们有一个回归的问题，从没有我到回到我，回到我就万事大吉了，还不行。第一次回归还不够，要实现第二次回归。要回到一个大我。我想小学生可能还不太能体会，有很多中学的同学，你们同学之间应该有差别，有的同学心里只有自己，很独，但有的同学心里有大我，起码有班级，有学校，他能想到社会，这个差别很重要。而对于搞文学的更重要，一定要有大我。作家的“我”一定要包含人民、民族、国家、时代和历史。有没有这点很重要。这是我简单的讲，为什么呢？你在为人民发声，你有很积极的冲动要为人民说话，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回过头去看，包括青年朋友，所有的文学名著，除了有些诗歌，大的文学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欧美的，还是苏俄的，都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发声，在陈述人民的生命诉求，因此人民也会给予回馈。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刚才主持人说到我有反腐几部曲。我的体会非常深，《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黑雀群》是纯文学作品，我的纯文学作品也是掺和了我刚才讲的那种情怀，家国情怀。因为我们是那一代人长大的，我们当时有愿望去为国家作牺牲。可能你们难以想象，我们当时到新疆去，我是上海人，大上海的。我们不是上海郊区的孩子，是上海市区的孩子，是东城区、西城区的孩子，是朝阳区、海淀区的孩子，不是大兴、顺义的。当时父母跪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别到新疆去种地。上海的家长怎么想的，让自己的孩子到火焰山，孙悟空和和唐僧取经的路上去种地，而且种一辈子地。女孩子要报名，把孩子的头发剪掉半拉，不要她出去报名。就像罗米欧与朱丽叶一样的谈恋爱，从二楼偷偷地爬下来去约会，那时候男孩子把女孩子接下来不是去约会，而是一起去报名到新疆种地去，她们头发都剪的鸳鸯头，就这样还要报名到新疆去种地，而且写了血书。第一批是报名3万只批准1万，撤销了上海户口，我是第二批去种地。你们觉得可能昏了头了，但是那一代的青年人就是那样，就是要到农村去改变祖国的穷困面貌。我们就是受那样的教育，那样的熏陶，那样的时代，变成了另外一种人。

文学为人民发声，当时我写的纯文学小说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概念，就是我要为大众写作。当时为大众写作是耻辱，不是真文学。很多年，到现在为止，我告诉同学们，朋友们，仍然有一些作家，有一些朋友仍然认为为大众写作不是真文学，他们反对为人民写作。我那个时候找到自我以后，我也不是很清醒的，一定要走为大众写作，为人民写作这条路。后来怎么扭过来的呢？我的工作是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我们看不起搞电视剧，现在电视剧很吃香，很挣钱。当时我的职业就是写电视剧，很痛苦，我写《泥日》写了三年，我没给中央电视台一个字，现在早就把你开出了。如果你在电视台工作三年不给电视台写一个字，还要你干嘛？还给你每个月发工资，我的稿纸都是到电视台领的，也不要掏钱买稿纸。但是后来写完那些小说，给我任务要写一个电视剧。电视剧是大众的，我必须去完成这个任务。领导告诉我，要写好看，电视剧是给大家看的，不看是要关机的。我的《泥日》虽然现在看来是非常文学，到一个城市参加文学艺术大奖评比，二十多个评委看到我的《泥日》，最后有十多个评委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你们去看一看，你找不到我的主题所在，这就是我们当时的追求，我们不要主题先行，不要有一个主题。《红楼梦》是什么主题？100个人有100个主题，这就是我们的向往，我们的追求。《人民的名义》反腐败，主题很明确，这是我们当时看不起的。领导就说，你一定要写好看，要明确，我就写了《苍天在上》。为什么要写《苍天在上》，我是非常不愿意写这个电视剧的，但是有一个心愿支撑了我，又回到第一个因素上去了。当时是80年代末，中国开始出现了腐败，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形势非常好，中国的春天来了，全国上下一条心，一个劲奔向未来。忽然发现有腐败了，大家都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好的形势，这么好的局面，党内为什么会出现腐败呢？沸沸扬扬，舆论四起，家家户户一下班都在议论哪个单位的组长出了问题了，科长出了问题。当时还没有想省长和省委书记会出问题，或者部长，或者军委副主席会出问题，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大的“老虎”。但是科长出问题，组长出问题，大家已经觉得不得了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整个社会在议论这些事情。我当时就有一个愿望，要喊一声，苍天啊，我们不能这样。有一股强烈的冲动，要替老百姓喊一声，中国这么好的形势，这么好的局面，我们不能一直这么下去。有故事吗，没有，有情节吗？没有。领导说你跟我谈谈，我们什么都没有。我说题目有了，《苍天在上》，我就要喊一声，老天爷，中国这么好，咱们别腐败行不行？有这样一种冲动写了这个剧。结果是什么呢？因为替老百姓喊了一句，又写了一部老百姓爱看的电视剧，陆天明成了红人。中国之所以大家知道我的名字是从这部戏开始的，这部小说开始的，我以前写了那么多东西大家不知道陆天明。收视率39%，现在达到1%戏组就要喝庆功酒，3%烧高香，3%以上就轰动了。我当年《苍天在上》最高收视率39%。至今为止，什么轰动的剧都没达到过39%。播出这个剧，每天播一集，片尾曲出来以后我家电话一定响。一集45分钟，从8点05分播起播到8点50分结束，我家的电话一直响到12点钟。不断有观众找到我的电话，跟我探讨刚播的一集，说他们的忧虑，说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情，说他们单位发生的事情，或者跟我探讨下一集应该怎么做。电话打到这个戏播完。我拿着这本书可以办任何事情。我家电话坏了，当时电话局很牛，不像现在电话局倒过来求着你安电话。那时候装一部电话初装费5000多块钱，而且要等半年才发号给你。电话局就是老爷。我家电话坏了整整一个礼拜不理我，后来我拿了一本《苍天在上》到电话局去，当他们知道我是《苍天在上》的作者以后，他说行了，陆老师你回家吧。电脑一拨，电话就通了。5分钟，我回家电话就通了，就因为他知道了我是《苍天在上》的作者。火到那个程度。

我悟出一个道理，当我为老百姓喊了一句“苍天在上”，说了一句心里话，人民就这么回馈你，报答你，看重你。作家很清高，我可以不顾大众的需要，只写个人的东西，但是文学和人民的关系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离得开人民吗？书要人民买，诗歌要人民看，电视剧要人民打开电视机看，离开人民大众还有什么文学的活路呢？1995年以后中国的纯文学走下坡路，这是作家们都承认的。纯文学小说卖不出去，杂志订不出去了。黄金时期一下变得秋后萧瑟了。为什么萧瑟？就是因为一部分作家坚持搞纯文学不能贴近现实，不能为大众写作。你不理大众，你不理人民，人民干吗要理你啊？再说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要写出来给大家看，大家就是人民。《苍天在上》就很清楚，包括后来的《大雪无痕》，包括后来的《高纬度战栗》、《省委书记》。都很严肃。你们不要以为我迎合大众，迎合观众，这里面就有很多三角恋爱，四角恋爱。我这四部电视剧没有接吻，没有大腿，没有床上，一直保持中国电视剧收视率的最高。为什么？我在和我的人民、和大众探讨中国和中国人应该怎么活。而所有的中国人，不管他是怎么无聊，怎么低俗，最后心底里总归有一个疑问，我们怎么活才活得好，他需要一个答案，需要有人和他去商量，需要有人替他去说话，希望有人和他一起建立一个高尚的精神王国，让他真正的变成一个高尚的人，活得更像一个人。没有人说一出娘胎，我就要做一个无聊的人，很烂的人，没有。我到监狱里采访过死刑犯，你仔细谈，有很多死刑犯甚至都是很孝顺的。他虽然杀了人，犯了死罪，但是有另外一面，就是做人的一面。每个人都有一片净土，要开发，要扶持，要成长，就看能不能成长，能不能壮大。而文学的责任就是把每个人心里的净土扩大，扩张，排斥肮脏的，低俗的，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高尚的、伟岸的、真正的人。我这四部电视剧没有低俗的。为什么人家的收视率那么高？为什么一定要有小鲜肉？为什么一定要有三角四角？我实在想不通。而且我的四部剧的演员在出演以前都不是名演员，都在出演我的电视剧以后成为了大腕儿。39%是什么概念？当时是11亿，12亿，每天晚上有4、5亿人在看这个电视剧。那个演员的脸当然被大家记住了，马上就成为名人了，成为一个大腕儿了。不是因为你是大腕，我请你来演我的戏，把我的戏演火了，我当时是倒过来的，原因就在这一点上，你替老百姓说了话。我的《苍天在上》很成熟？写的非常完美了？向经典致敬？同学们，我的《苍天在上》不是经典，现在回过头看很多地方可以更好。它之所以火，当然艺术上还是过得去的，故事情节还是很好看的。根本一条，他为老百姓说话，为人民说话，替老百姓写作，替人民写作，这一条是文学的根本之路，根本的活路，有了这一条文学就活了，有了这一条做文学人就走上了康庄大道，而不是走了邪门歪道。其实文学要不要为大众写作，到现在还是有矛盾，有纠葛，我不愿意用“斗争”两个字来说。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作家在一定圈子里还是被排挤的，被瞧不起。幸亏我还有几部戏是纯文学作品。要发声，要有创作冲动，不仅仅为人民说话，不仅仅为自己说话，不仅仅写心里那一点点小自我的东西。

现在有很多大学生写作，我到大学里面去，艺术学院有专门搞写作的专业，写电视剧的。老师们很头疼，因为他们写来写去就写同学之间的爱情，中学生写作恐怕慢慢也会成为这样。他只有这点东西，或者写跟老师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大学中文系、艺术院校教学上的一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