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汽车公司记忆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中没有二汽。1952年,毛主席提出“中国这么大,光一个一汽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厂。1953年1月,一机部汽车局上报了《第二汽车厂建造说明书》,设想仿制2.5吨的嘎斯51,年产10万辆以上。
1954年,中央同意由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刘西尧任二汽建设筹委会主任。初步选址定在湖北武汉。1957年3月,中央正式宣布二汽下马。下马的原因表面上是因为“一五计划”摊子铺得太大,国家人力、物力难以承受。实际上是中央内部对于工业发展速度产生了分歧。在“反冒进”的形势下,二汽被迫下马。
1958年6月,在讨论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部队安排时,毛再次提出调一个师到江南建设第二汽车厂,初步选址定在湖南常德。但是,随后的3年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恶化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到了1960年,二汽的第二次筹建工作不了了之。
1964年,国家的经济形势略有好转,建设二汽第三次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毛决断地说:“建设第二汽车厂是时候了!”中央在三线建设的问题上明确二汽再次上马后,一机部段君毅部长便决定由饶斌和齐抗两人负责筹建二汽。
1965年12月21日,报中央批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决定成立第二汽车厂筹备组。中央对二汽的厂址提出“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要求厂址要靠近大山,关键设备还要进洞。
从1964年10月直到1966年1月,二汽选址小组经过反复挑选,最后确定在湖北郧阳地区的十堰。1966年5月10日,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会议,会议确定二汽厂址定在鄂西北的郧阳十堰到陕西的旬阳一带。尽管在1967年4月1日,第二汽车制造厂(1992年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就在十堰举行了二汽开工典礼,但因为“WG”的冲击,工厂建设并没有展开;二汽的“官方法定诞生日”确定为1969年9月28日,即开始大规模建设的起始日,至今已近50年。混乱一直持续到1969年,武汉军`区宣布成立“二汽建设总指挥部”。是年9月28日起,二汽才正式开始大规模建设。
二汽的发展历程
二汽(东风汽车公司)是建国初是国家基于全国战略布局的一个重大项目。它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4 个阶段:
(1)自1969 年开工建设,至“六五”末期(1984 年),主要在十堰基地发展,来自长春、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的人才和资源都前来支援,形成27 个专业厂各司其职分散分片布局,达到了国家批准的8.5 万辆中吨位卡车设计生产能力;
(2)1984 年10 月二汽襄樊(2010年更名为襄阳)基地奠基,至1992 年,东风公司在围绕十堰卡车技术升级和规模扩大的同时,开辟了襄樊生产基地,中吨位汽车产量达到15 万辆,具备1 万辆重型车的生产能力、6 万台康明斯发动机生产能力和3 万吨铸件生产能力,建设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汽车试验场,其中1986 年成立了二汽集团,1991 年调整为东风汽车集团;
(3)1993 年2 日神龙汽车公司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标志着二汽武汉基地的成立,随后又逐渐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建立分部或生产基地,积极与法国雪铁龙、日本本田、日本尼桑、美国康明斯等跨国企业合作联营,东风公司日益发展成为多基地(十堰-襄樊-武汉-广州)、多产品(商用车-乘用车-发动机-零部件)的汽车行业巨头;
(4)2003 年以来,东风公司总部迁至武汉,东风汽车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和市场化,逐步形成武汉以商用乘用车为主、十堰襄阳以载重工程车为主的生产基地分工。公司现有总资产732.5 亿元,员工12.4 万人,2008 年销售汽车132.1 万辆,实现销售收入1969 亿元,综合市场占有率达到14.08%。在国内汽车细分市场,中重卡、SUV、中客排名第一位,轻卡、轻客排名第二位,轿车排名第三位。
对十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十堰市原是湖北郧阳地区所辖郧县的一个区,后因建设第二汽车厂需要,于1967年4 月6 日设立十堰办事处,后由于二汽厂大规模建设带来人口猛增,于1970 年设市,1973 年升格为地级市,1994 年十堰市和郧阳地区合并形成市领导县体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堰市的规划和建设基本上是围绕二汽厂建设和发展而逐渐成型的。比如最初的规划和建设便遵循“三线建设”思路,不同专业厂分片靠山布局;城市也形成产、居混合的组团式结构;较大的企业自配居住单个成组,小企业共享住区多个成组;郧阳地区和二汽总厂机关共同形成城市中心区。十堰曾于1970、1972、1975、1981、1990 年先后五次总体规划,都是延续了这样的结构,并逐渐连片形成带状组团格局。自1981 版规划开始提出“汽车工业城市”的目标定位,超越了单纯的“汽车工业基地”范畴,开始思考其城市发展综合目标,从而房地产开发、城市公园、各类服务设施等逐渐配备。但是,其工业建筑面积仍长期维持在总建筑面积的30%以上。
十堰的人口也因二汽基地的建设而快速增长。1967 年随着第二汽车制造厂兴建,郧阳地区行署机关自郧县迁驻十堰,近万人随之迁入。1970 年设立十堰市后,二汽24 个专业厂以及化工部下属的东风轮胎厂迅速筹建,从长春、北京、上海、武汉、南京、青岛等全国各地迁来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毕业学生,2 年内迁入人口逾10 万人。至1975 年,人口机械增长率曾高达72.6%,此后人口仍持续增长,到1979 年达30 万人,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村镇向中等城市的飞跃。到2000 年,十堰市区常驻加流动人口已超过50 万人。对于十堰所在的郧阳地区来说,二汽的入驻,也为本地人口的城镇化转移提供了载体。
十堰所在的郧阳地区工业基础薄弱,配套二汽建设之后有了较快发展。到1977 年全市实现工业产值16708 万元,为1969 年未建厂时56.83 倍。1980 年十堰全市地方企业127 个,年产值9867 万元,其中汽车配套业占17%,到1990 年全市工业企业总数532 个,工业总产值45.16 亿元(80 年不变价),仅次于武汉,形成了汽车工业主导多种工业并存的地方工业体系。其中东风汽车的经济贡献长期超过70%。
二汽还给十堰市带来了城市功能的完善和高度化。二汽下属的27 个专业厂几乎都配备了自己的剧院、体育馆、学校等。为了配合二汽建设,郧阳地区也迁址十堰市,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配套文教体卫设施。随着十堰市自身的不断发展,又形成另外一套文教体卫设施。这三方面的设施建设都集中在十堰城区,使得十堰市的人均设施配套量直逼湖北最高的武汉市,部分甚至超过武汉。
对驻地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1) 产业结构单一。二汽的兴建,使十堰由一个山区乡镇一跃而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同时也形成了十堰依赖汽车工业发展的基本格局。到目前为止,汽车工业产值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5%,汽车工业固定资产占全市工业固定资产的60%以上,汽车工业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二汽总部东迁武汉,十堰市提出了“ 一主四大”的发展战略,即以汽车及配件为主导,壮大水电、旅游、生物医药和绿色食品的产业结构。但迄今为止,比重最大的旅游行业,仅占GDP 不到8%,占全省旅游市场份额的5%,医药、食品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43%和0.38%,产业结构单一特征十分突出。随着二汽总部的东迁,这必将严重影响十堰的发展。
(2) 城乡互动不足。汽车工业尽管辐射面广,产业链长,但它是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由于十堰地处山区,周边经济落后,汽车工业对周边的带动较为有限, “ 嵌入型”的汽车城市城乡差距极为悬殊。2002 年,占人口14.49%的十堰市区,其GDP 占十堰的58.44%,而占人口85.51%的十堰六县市,其GDP 仅占41.56%;十堰市区人均GDP2.7 万元,位居全省第一,而周边六县市均为国家级贫困县。2002年十堰城区人均可支配收入8548 元,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5.9%,而农村人均收入仅1714 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0%,城乡收入指标达到1:5,不少主要指标甚至达到1:10,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随着二汽总部的东迁,汽车工业配套由区域配套、地缘配套发展到全国配套、全球配套,周边地区一批小型汽配企业将受到严峻挑战。几十年来,山区人民为兴建丹江口水库、汉丹、襄渝铁路、第二汽车制造厂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未能从中获取相应的利益。因此,城乡互动,带动周边县市经济发展是十堰发展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综述
首先二汽的投建推动了十堰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十堰市工业经济的快速壮大,形成地区发展极核;提高了城市建设规格,各项城市设施配套完善;带来无形资产,社会氛围积极活跃,城市知名度扩大,虽处在鄂西北边陲但经济社会指标直逼武汉。
从工业年产值,销售收入以及上缴税金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十堰汽配产业在十堰地方工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韦伯的“运输费用最小理论”认为,企业选择厂址和产品产地在技术。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一定的情形下,应当选择运输费用、工资最低,并具有产业聚集效应的地点所在,产量和技术往往由区位决定。当时国家因十堰“靠山、分散、隐蔽”的优势将二汽定址十堰。这种模式依靠计划经济形势下国家通过强制手段把资金、技术等要素配置到重点项目中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坚持了几十年。
跳出十堰市看,鄂西北处于陕、豫、鄂、渝交界的偏远山区,原本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都很弱,若没有为了战备而进行的二汽选址于此,很难会如此迅速、大规模而高质量的产业发展。即便这种选址对客观的社会资源调配未必是最高效的,但对鄂西北地区来说,这无疑是播下了十分重要的产业“火种”,并提供了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即便偏远的鄂西北地区也集聚了大量人口,这些人口的城镇化转移及人力资源的开发无疑受惠于二汽建设。可以说,二汽所发挥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汽车产业发展。
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看,无论国资、民资还是外资,经济规模化组织是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重要趋势,因而大项目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只有强化大项目的社会责任,开放和拉伸其经济链条,培育周边中小企业集群,同时加强对大项目的环境影响监控,才能使得大项目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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