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违法警察也是“报警”

与此同时，为了让人民群众有效地监督公安队伍中的不法分子，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干脆把对警察的投诉和报“匪警”搁在“110”同一条电话线上。其具体的运作模式是：人民群众如果发现公安机关及其公安民警有滥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违法违纪或者失职渎职的行为时，可以直接拨打“110”电话进行监督投诉。这一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地遏制公安机关自身的腐败现象，也意味着一种对事物“等级”的评价：一个社会公共安全机关的违法和失职，其危险性和危害程度不亚于流氓匪徒，应该紧急“报警”。

众所周知，军队、监狱、法院、警察被称之为“国家机器”。所谓“机器”二字，其喻意为“硬”和强制力。但警察与军队、监狱、法院又有所不同，是一种最接近于普通人群的强制力。一个人、一件事，没到法院，没进监狱，就可能先遇到警察了。国家的强制力，也应该有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否则难以保证其公正地行使。所以警察被《人民警察法》管着，警察受法律和纪律的约束。但是警察权的行使与其他国家机器公权力不同，在程序和具体使用上“自由裁量”的程度更大。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在警政的实施上，惩罚者与其说是法律，毋宁说是官吏。在犯罪的审判上，惩罚者与其说是官吏，毋宁说是法律。警察的事务是时时刻刻发生的事情，通常问题很小，几乎不需要什么手续、形式。警察的行动必须迅速。”正是由于这种职责分工和规律上的特点，使得警察权一旦被滥用，对民众造成的伤害比其他国家机关可能更大、更频繁。

据了解，近年来，公安队伍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和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十分严重，有些民警干脆将警察权寻租出去，参与或变相参与经营歌舞厅等公共娱乐场所，参与走私、护私和贩毒活动，甚至沦落为黑恶势力的私人工具和私家保镖。在一些地方，在执法办案和公安行政管理过程中，尤其是缉私、缉毒、车辆管理、出入境管理、特种行业管理等部门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甚至执法犯法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公安机关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甚至非法扣押、拘禁人质，利用执法权力替人追款讨债，利用公权力为少数不法分子服务，审讯时重口供、轻证据，把刑讯逼供作为办案捷径，结果致人伤亡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由此可见，警察权的滥用，就是执法者违法犯法，必然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对中国法治的最大威胁，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警察权的滥用，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对于公共安全的侵害而言，真是无异于“匪”。为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报这样的“警”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低于报“匪警”。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处于警察滥用权力的危险和威胁时，通过拨打“110“电话随时发出这样的“警报”，是人民群众寻求保护的需要和权利。所以，一些地方的“110”同时具备人民群众投诉警察的职能，这是合乎法理和情理的选择，而决不是用错了“线”。

 向警察投诉警察，像报“匪警” 那样报“警警”，能否切实可行，其前提条件是，既要看人民群众的信任程度，更要看人民警察在理性和情感上的认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制度和法律做保障，确保公安机关在接到人民群众投诉警察的报警后，就象接到“匪警”那样迅速及时认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