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半个世纪的不懈探寻

跨越半个世纪的不懈探寻

——记神农架“野人”科考学术带头人王善才

文/朱世坤

 

从事考古研究工作60多年，先后主持发掘古文化遗址和古生物化石产地数十处，古墓葬1000多座。

作出了“我国早期巴人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的科学论断，使我国学术界讨论了60多年的巴人起源疑问有了答案。

“三国赤壁古战场应在蒲圻”，得益于他根据地下出土历史文物所进行的考证，经国务院批准，湖北省蒲圻市改名为赤壁市。

因为他研究的重点方向是古猿人，“野人”跟猿人很相似，组织上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他。于是，他就成了首位介入研究“野人”科考的学术带头人。

为宣传“野人”文化，助力“野人”考察，博学多才的他作词谱曲，创作的《野人考察之歌》传唱一时。

退休近30年，却远离家人独居武汉，专注于考古人类学研究，出版了10多部考古专著，撰写了160多篇学术论文，总计400多万字。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考古研究生涯中，成果丰硕，却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尚未解开神农架“野人”之谜。

他，就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国内“野人”考察活动的发起者、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原会长、现名誉会长王善才。

2024年10月16日，在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举办的业务培训暨研讨会期间，笔者采访了年近90高龄的王善才。王老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声音洪亮，谈起“野人”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世界各地关于“野人”的传说

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合称为“世界四大自然之谜”的外星人（即飞碟）之谜、百慕大三角区之谜、英国尼斯湖水怪之谜、世界野人之谜。这四大未解之谜，个个都神奇诡异。除我国西藏、新疆和神农架外，世界各地都有许多关于“野人”的传说，据目击者或遭遇者描述，世界各地出现的“野人”都有相似的外形特征：直立行走，身高超过2米，手长且垂至膝，脚大，双眼朝前，面似人脸，毛发长，色黑红，行动敏捷。

在美国，“野人”通常被称为“大脚怪”（Bigfoot）或森林之巨（Sasquatch）。“大脚怪”（Bigfoot）是北美洲的一种神秘生物，被描述为高大的毛茸茸生物，常出现在北美洲的森林地带。

在尼泊尔，“野人”通常被称为雪人（Yeti），活动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尼泊尔政府曾派出科考队，寻找“雪人”证据。

在蒙古，“野人”被称为阿拉特（Almas），是一种神秘的人状生物，生活在蒙古的山区和草原地带。

1951年，英国珠峰登山队长西普顿拍摄到了第一张“雪人”的清晰脚印照片，脚印长31.3厘米，宽18.8厘米，拇指大而外张。

我国“野人”之谜由来已久

湖北神农架关于“野人”的传说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到5世纪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山海经•中次九经》中提到“熊山”（即今鄂西北神农架）中有一种身高一丈左右，浑身长毛，长发、健走、善笑的“赣巨人”或称为“枭阳”“狒狒”的动物。西汉时期成书的《尔雅》中记载：“狒狒人形长丈，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见人而笑。”这种动物就是我们所说的“野人”。

关于“野人”的传说，更早一些，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24年，即距今3000年前，民间就捉到了一对“野人”献给周成王。

战国时期，出生在神农架附近秭归的楚国著名诗人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在他的《楚辞•九歌》中，也曾经以“野人”为题材，写过一首《山鬼》诗：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屈原在这里描写的“野人”形象是：似人非人，站在山梁上，披挂薜荔藤，带系松萝蔓，多疑善笑，羞羞答答。

公元400年前的晋朝，在湖北房县（今神农架林区大部分地区原属房县管辖）也有关于“野人”的记载，如《尔雅翼》中说：“猩猩如妇人，披发、袒足、无膝、群行，遇人则手掩其形，谓之‘野人’。”

西汉时代的《淮南子》也有关于野人的记述，原文描述枭阳这个国家的人是山中精怪，长得和人一样，身上覆有黑色的毛，脚跟反着长，见到人笑它就笑。

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民间不仅捉到过“野人”献给皇帝，而且还给“野人”画了图像。

1784年，我国就有西藏“野人”的文献记载。在喜马拉雅山区不断有人目击“野人”活动，并有女性野人抢走当地男性婚配生子之事。

清代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王严恭纂修的《郧阳府志•房县》中记载道：“房山在城南四十里，高险幽远，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修丈余，遍体生毛，时出山啮人鸡犬，拒者必遭攫搏，以炮枪之，铅子落地，不能伤……”这里的毛人即指“野人”。

房县在清朝时的《房县县志》上就有对野人的记载，当时称之为“毛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有关于“毛人”的记载。

1925年至1942年的18年间，房县有多次活捉和打死“野人”的记载，活捉以后，还绑着在房县大街上示众。

1977年，在房县高碑大队出土的西汉古墓中，一块作为陪葬的铜铸的摇钱树九子灯上，就有“野人”的画像，留下了珍贵的“野人”资料。

纵观历史，被人们称为“野人”的奇异动物，在神农架生长繁衍，传宗接代已有数千年之久了。

神秘神奇神往的神农架

神农架林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因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疾夭，教民稼穑而得名。1970年，神农架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划，由湖北省直辖。

神农架地处武当山、长江三峡组成的地质带，总面积3253平方公里，林地占85%以上。这片区域几乎完全被原始森林覆盖，高山溪流交织其中，陡峭的山峰和蜿蜒的峡谷随处可见。这里仅居住着7.7万多人，大部分区域都是无人区，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

神农架是中国首个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遗产“三冠王”名录遗产地。

世界上关于“野人”的传说很多，其中尤以神农架“野人”传说证据最多。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发现了这种动物的踪迹、毛发和粪便，甚至有人声称亲眼看见了这些生物。2016年，世界自然之谜“神农架野人传说”正式入选湖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神农架“野人”更是多次在银幕出现，如由柯蓝与耿乐出演的《惊情神农架》、中美合拍的电影《大脚印》、2022年上映的《神农野人》。1980年10月17日，应中央广播事业局和中央电视台邀请，日本荣寿株式会社经理、日本富士电视台导演宇田俊夫、东京大学灵长类研究所博士和田一雄、东京大学教授平泽弥一郎等7人组成神农架“野人”考察摄制组，到神农架拍摄《中国古生物研究与神农架原人》纪录片，纪录片时长达1个多小时。近日，微短剧《神农架之爱上野人》在神农架开拍，“野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每年盛夏期间，神农架木鱼镇每晚有大型演出《秘境神农架》，其广告语：“从世人关注的‘神农架野人之谜’切入点出发，与观众一起探寻野人之谜。”亦是其最大看点，让人们在剧场里实现目睹“野人”的愿望。

2024年1月25日，神农架的“野人”组团“出逃”，空降武汉天河机场，立刻吸引现场旅客的驻足围观。这些“野人”以其活泼可爱的形象，惊艳亮相武汉各个热点区域，将神农架的独特文化带到了武汉的大街小巷，为武汉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缕温暖和欢乐。他们与市民互动，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到神农架的“野人”文化，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无数目击者眼中的“野人”

神农架，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神秘之地，不仅地势险峻，而且生态环境复杂多样。《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在2013年刊载，从1924年至2007年，神农架林区共有360多人、110余次见过近120个“野人”。这些目击者描述中的“野人”，体型高大，长着一身浓密的毛发，行踪诡秘。

原某部政委、退休后定居上海的邓执中回忆：1942年8月的一天，年仅8岁的邓执中和年仅7岁的小妹，在从竹溪县到房县走亲戚的途中，被“野人”掳去戴家山的一个山洞，同“野人”一同生活了五天五夜，他们看到18个野人在山上一平地聚会，朝一个方向舞动身子，像人类原始宗教搞顶礼膜拜式的场面。后来因为两兄妹不愿吃生冷食物而绝食，“野人”也表现出了善良的人性，怕饿死了两兄妹，才由两“野人”各背一人，将两兄妹背到附近村庄扔下就走了。

原湖北省水利设计院副院长翟瑞生回忆：“1944年我在三五九旅工作，秋季离开延安，1946年秋，五师突围，春节前我们走到兴山县与房县交界处（现神农架林区酒壶坪）时，发现在靠坡边的树林旁，站着两个‘野人’，正抬头看着我们，嘿嘿笑着，它们满身是毛，身上的毛是黑红色的，头发较长，披散着，颜色是淡棕色的；个子比普通人高，块头蛮大。高的那个是母的，两个乳房很大，还用树叶围着下身。当时，我们与‘野人’相距大约有20几米。由于军纪严，我们没有人理它们，但整个部队的人都亲眼看见了。”

原神农架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冯明银说：“‘野人’这东西是有，我还见过。那是1960年，我正在盘龙搞中心工作。一天中午，我看到对面山上有一个‘野人’，头发很长，颜色很红，身子前面的毛是紫红色。当时和我站在一起的5个生产队干部都看到了，我们大吼一声，‘野人’才站起来走入原始森林中。”

1976年5月28日上午，房县红塔乡双溪大队两名十四五岁的女学生正在大梨花沟口山上砍柴。岁数大的叫孙正杰，读初中一年级；岁数小的叫于立华，读小学三年级。于立华先看到前面约20米处有一红头发“野人”，吓得哭出了声。孙正杰一看，果然是一个大红毛“野人”，带着一个两尺多高的小红毛“野人”。两名女学生急忙躲进草丛中，看到两个“野人”都是直立行走，头发很长，在走到小河沟边上时，小“野人”不会过河，大“野人”就抱着小“野人”一甩，甩到河沟的对面，然后大“野人”才跳过河沟去，一起走过山梁。

1976年5月14日，神农架林区陈连生、任昕友、舒家国、佘权勤、周忠义5名党政干部和司机蔡新志，乘坐着同一辆吉普车从十堰返回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结果没想到在经过椿树垭的时候，司机突然发出一声惊呼。原来，在吉普车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佝偻着身子的“怪物”，个子很高，眼睛看起来也很像人，不过嘴巴却好像是原始人复原图那般，向外高高地突起。由于受到了车灯和车喇叭声的惊吓，原本这个迎面走来的“怪物”，开始惊慌失措地向路旁的山坡爬去，车上的人都看到它的臀部很像人，也没有长着像猴子一般的尾巴。遗憾的是，由于那个年代照相机还是高档稀缺产品，这一次目击，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但是，“野人”受惊吓逃走的时候，剐蹭到石头上留下的红色毛发，却成为很有力的一个“证据”。后来，为了证明这几名干部真的看到了“野人”，王善才就将这团红色毛发送到了专业部门检验，结果发现它的特征很接近现代人，但和已知的灵长类动物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1993年9月3日，一群不相信神农架有“野人”的人，突然遇到“野人”。当日下午，在海拔2000米的神农架燕子垭风景区的209国道上，铁道部大桥局谷城桥梁厂副厂长王发先等4名干部，和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钟美秦（女）等3位高级工程师，以及谷城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汪光钧等10人乘坐的考察车，在行驶到一个急转弯的路段时，突然遇上了“野人”。司机黄先亮发现在车前约20米处，有棕红色的3个人低着头并排迎面走来，并抬头望了望汽车。黄师傅见状，吃惊地大叫起来：“这不是人，是‘野人’！”这一喊，惊得车上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向车前看去。这时，车已放空挡，缓慢向前滑行，当考察车距离“野人”只有五六米时，考察车停住了。3个“野人”看到考察车，迅速冲下公路边坡，快速钻进路边树林中。遗憾的是，考察车中的多数人因来不及下车，以致他们所带的照相机和摄像机都没有派上用场，有望揭开世界“野人”之谜的绝好机会失掉了，个个都懊悔不已。

2003年，神农架林区宣传部工作人员罗永斌称目击到“野人”，说是一个人形动物，黑发齐肩，全身灰白，双臂弯曲，身高在1.65米左右。

王善才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对解放前后几十年中所目击这种似人非人、似猿非猿的奇异人形动物，有多达百起以上的记录。目击者多达400余人，如果加上解放军指战员解放初期在鄂西北山区剿匪时所看到的“野人”人数，目击者可多达近千人。目击者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工人和农民，有老师和学生，有党员和团员，有群众和干部，有科学工程技术人员和解放军官兵，而且还有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干部。

目击者除少数是夜间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在白天看到的。有一人单独见到的，有两三人同时见到的，也有多至六七人甚至十多人同时见到的。总之，目击证人很多。

为考古研究与古人骨骼同住

王善才年轻时由从事电影工作改行投身文物考古工作，扎根此领域长达60多年，始终秉持干一行爱一行的热忱。20世纪50年代，他前往中国科学院进修，有幸师从“中国猿人”发现者裴文中、贾兰坡等一众名师，在其悉心教导下，打下极为扎实的文物研究基础，也铸就了为科学事业奉献终身的坚定信念。这份深厚积淀与执着追求，促使他日后在探索神秘“野人”领域时，得以凭借深厚学术素养、严谨科研态度，成为“野人”首位研究专家，无畏地迈向未知，为揭开“野人”谜团不懈努力。

60多年来，王善才踏遍了湖北的山山水水，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此前，三国赤壁古战场遗址究竟在何处，因为叫“赤壁”的地名很多，究竟哪里是赤壁古战场？千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20世纪60年代初，王善才作为湖北省博物馆特派员到蒲圻赤壁调查，在位于赤壁山东南约500米的南屏山上，发现了出土的刀、矛、箭镞等兵器，其中以箭镞最多，达300余件。王善才从器型上辨认，这批箭镞的制造年代应是三国时期的遗物，很有可能就是赤壁战役中的遗物。

三十年过去了，到20世纪90年代初，王善才再次到蒲圻赤壁考察，在赤壁市文物管理处和拜风台道观里看到了当地出土的上千件箭镞、铁剑、铁刀等文物。这些文物，都是当地的道士和道姑在南屏山、赤壁山一带割草打柴和开荒种菜捡到的。

“无论从铁兵器出土的特征，还是制作年代和其他旁证来看，都与历史文献上记载的三国赤壁之战遗址相吻合。”基于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大量文物，结合历史文献记载，王善才作出了“三国赤壁古战场应在蒲圻”的结论，并在学术界形成共识，彻底解决了千百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学术界评论，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主要得益于著名考古学家王善才根据地下出土历史文物的考证。经国务院批准，蒲圻市改名为赤壁市。

1997年，61岁的王善才结束了长达10年的清江流域田野考古总领队的工作，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摆在他面前的是3万多件还未整理的历史文物。“出土这么多文物，如果不及时整理研究和出版考古发掘报告，过去10年的工作就白白浪费了！”

退而不休，王善才又奔赴长阳开始了文物整理工作，这一干又是10年。白天，他和助手们整理文物，一件件拍照；晚上，他又要洗胶卷、印照片，做梳理记录，常常忙至凌晨。

当时他租住在长阳的一处航管站，条件十分简陋。在他住的房间里，整整齐齐摆满了3000多年前人的几十个头盖骨及100多具成人和幼童的躯体骨架。前来参观和整理库房的人都被吓一跳：“你王教授天天和他们住在一起，难道不怕吗？”

10年里，王善才一口气出版了10多本重要专著和几十篇学术论文，总计400多万字，其中70余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清江考古》，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鄂西清江流域考古发掘和文物整理过程中，王善才率先提出了“香炉石文化”（即早期巴文化）的命名，并确定了这里就是我国早期巴人所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即古夷城，同时还作出了“我国古代早期巴人是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的科学论断，使我国学术界讨论了60多年的巴人起源疑问有了答案。

房县“野人”成就首位研究专家

1974年，当代第一个与“野人”搏斗的农民——房县桥上公社清溪沟大队大队长殷洪发在五一劳动节那天，到青龙寨山上去砍葛藤，突然感觉身后有人在跟踪他，回头却发现了十分骇人的一幕，原来是一个“野人”尾随他已久，“野人”见他回头，连忙以飞快的速度扑向殷洪发。

殷洪发来不及细想，拿出砍葛藤的镰刀劈向“野人”的右臂，由于“野人”身上毛发茂密，这把锋利的镰刀竟然没有伤及“野人”，但是殷洪发毕竟用了十足的力气，“野人”即使没有受到外伤，也应该十分痛苦。

这次与“野人”搏斗的殷洪发也吓坏了，回家睡了好几天，一病不起。消息传开，被在当地宣传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组长李建知道后，就把殷洪发与“野人”遭遇的情况写信向湖北省委宣传部反映。后来，人们就把这一事件称为“李建来信”。

湖北省委宣传部把“李建来信”转交给湖北新闻电影制片厂，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难题，因为“野人”不可能等在那里让他们拍摄，于是电影厂又把“李建来信”转送湖北省博物馆，当时的副馆长龚先生找来研究人员王善才，因为他的研究重点是古猿人，“野人”跟猿人很相似，所以馆长就把这事交给王善才研究。于是，王善才就成了首位介入研究“野人”的专家。从那以后，他一直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时任省长韩宁夫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尤洪涛指派王善才就“野人”科学考察问题，代表湖北与中国科学院随时进行沟通联系。

当北京有关领导看了王善才的调查报告后，也觉得人与“野人”搏斗，是个很离奇惊险的事情，应该引起重视。但因当时正处在“文革”特殊时期，各地都在搞运动，对王善才所提出的应该进行科学考察的主张和建议原则上表示同意，但需要等待调查核实之后再作决定，这就是50年前要求组建“野人”考察队进行“野人”考察的起因。

《野人调查报告》引发三次科考

在神农架那片古老而神秘的崇山峻岭间，“野人”传说神秘奇妙，牵动着无数探寻者的心。王善才悉心钻研数百起目击“野人”的翔实记载，惊觉不同讲述里，“野人”模样竟被同一画笔勾勒，轮廓大同小异。尤其是神农架林区那一次，5名党政干部与1名司机同时撞见“野人”，众口一词的描述，仿若给这神秘身影增添了几分真切，可信度极高。怀着这份笃定，王善才挑灯夜战，撰写成《野人调查报告》，宛如投递火种般送往中国科学院，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知名学府的生物、人类学系，大声呼吁科考，企盼驱散“野人”谜团的迷雾。

彼时，时任湖北省省长韩宁夫与中国科学院领导翻开报告，目光扫过字里行间，他们的意见与王善才心有灵犀，一拍即合。考古界巨擘贾兰坡院士、人类学界翘楚吴汝康院士也相继颔首赞同，力挺科考之举。经各方领导慎思研讨、权衡斟酌，组建“野人”考察队的决定终于落地生根。

此后，我国科考队三度踏入神农架，那是一场与未知和艰险的拼搏。队员们似无畏的拓荒者，一头扎进密林，攀越险峰，每一步都在生死边缘试探，只为捕捉那缥缈的“野人”线索。这场漫长征程，自1976年秋季拉开大幕，至1981年10月缓缓落幕，5年时光里，科考活动如火如荼，风生水起。

1976年9月，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湖北联合组建的历史上第一支“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亮相，27名队员背负行囊，奔赴房县与神农架林区考察。王善才是这次考察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小组成员各有分工，一人管理枪支使用，另一人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王善才统领科学考察，每日用步话机与各小分队电波传讯，调兵遣将，运筹帷幄，指导考察工作。

这次考察得到了原武汉军区和湖北省行管局的大力支持，分别提供了压缩干粮和考察联络用的吉普车。由于准备充分，考察工作进展顺利。但考察活动进行到10月份，发生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事件，相关部门紧急停止了考察活动，这次考察只进行了2个月。

1977年3月，第二次科考出征号角吹响。由中国科学院、湖北省人民政府、原武汉军区组成“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110名来自全国16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自然博物馆、动物园的科学家和神农架林区的科技人员、地方干部以及有经验的猎手，再探神农架和房县，寻找“野人”。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韩宁夫担任组长，著名生物学家刘民壮和古人类学家袁振新、周国兴等教授参与考察。

考察队经过集训后直奔神农顶、大湾安营扎寨，于猪拱坪、板壁岩、枪刀山等地布设下考察点。在房县、兴山、巴东、神农架、竹山进行科学考察，目标明确——生擒“野人”，攥住其存在的铁证。考察队兵分两路，一路寻找野人存在的证据，另一路穿插在神农架密林寻找“野人”。由于神农架地区环境恶劣，队员们疲惫不堪，考察队转变策略，聚焦百姓目击“野人”之地，最终在八角庙觅得疑似“野人”脚印。“野人”脚印长45厘米，比人脚阔大，迥异于猩猩、熊掌；“野人”洞穴内还保留有半分化粪便，经古人类学家慧眼甄别，恰似奇异动物的粪便，于是布下天罗地网准备抓捕。说来也怪，那“野人”似狡黠山灵，暗中窥探，与队员们玩起“迷藏”，有时候队员们明明听见了“野人”踩断树枝的声音，但等到队员们去抓捕时，机警敏捷的“野人”早已溜之大吉。

这次考察从1977年3月开始，到当年秋冬之际结束，历时大半年，考察队行程5000多公里，踏足1500平方公里。考察队在神农架及其邻近地区搜集到“野人”毛发数百根、脚印数百个，疑是粪便、睡窝多处。虽然没能如愿抓捕到“野人”，但对“野人”赖以生存的气候、地形、洞穴、动物、植物等生态条件获得了大量有效信息。

考察队经过大半年的并肩作战，一路探寻发现，许多村民传说的“野人骨骼”，其实只是山中体型较大的金丝猴和短尾猴等动物的骨骼。考察除对金丝猴有重大发现外，未获“野人”的客观证据。这次考察行动，从参加人数、涉及专业到考察时间、考察范围、考察项目，在世界“野人”考察和研究史上绝无仅有。

这次考察，原武汉军区派出56名侦察兵参与，并由王高升副师长担任考察总指挥。考察期间，开国少将、原武汉军区副政委张玉华还亲自到房县召集参加考察的指战员开会，给考察人员鼓劲加油，要求官兵们克服各种困难，全力配合考察队做好考察“野人”工作。

虽说两轮科考过后，北京动物研究所和北京自然博物馆有的专家认为神农架“野人”不存在，但中国科学院以及诸多高层领导执念不减，决意三探秘境。

1980年5月4日，武汉洪山宾馆内，鄂西北“野人”科考会紧锣密鼓开场，再度组建“鄂西北奇异动物考察队”，精挑细选25人组成精悍队伍轻装上阵。考察人员自6月启程，至翌年10月收官，近8个月时光，在山林间细细翻寻。这次考察，神农架林区副区长杜永林领衔队长，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民壮等人任副队长，郧阳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孟庆宝任考察队政委。考察范围除神农架林区外，还包括房县和竹山县的部分地区。

三次科考，遗憾与希望交织。遗憾的是，始终没攥住“野人”的直接铁证，影像资料宛如遥不可及的星芒。1981年9月15日午后，似命运的偶然拨弄，成了铭刻在科考史的惊鸿一瞬。下午3点左右，无名峰东南海拔2500米的原始林，棕黑色“野人”现身，两米多的身躯快如疾风，在距离“野人”200米外的退伍军人、“神枪手”袁玉豪刚要举枪，却被分队长喝止，眼睁睁看着“野人”隐没林莽，错失解谜良机，令人扼腕长叹。

三次科考虽然没有寻找到“野人”的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却如拼图碎片，渐次呈现。毛发、脚印、睡窝、粪便，皆是“野人”来过的注脚。毛发经北京、上海、武汉等科研单位的检测，比人低级却相近，属未知灵长类；脚印几十次出现，数千个印在大地，竹山县枪刀山近千个脚印似神秘符文，长42厘米，深3厘米至5厘米，步幅达80厘米，最大脚印48厘米，五指分明，大趾醒目，依此推算，“野人”身高超3.3米，宛如巨人；睡窝用细竹、枝条、茅草编就，简陋却实用；粪便10多次遇见，褐色块状，含未消化竹笋，诉说着“野人”的饮食踪迹。

1995年，春寒渐消，暖煦的阳光轻柔地洒在大地，枝头冒出了新芽，像一个个跃动的生命音符，宣告着春之盛景已然奏响序曲。就在这样生机勃勃的春日里，原本已按下“暂停键”的神农架“野人”科考，在以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院士为代表的一批老科学家的推动下，“中国珍奇动植物综合科学考察队”16人奔赴神农架，恰似春日飞燕，带去新的希望。这次科考之后，虽然在国家层面上暂时停止了对神农架“野人”的科考，但地方与民间却热情似火，纷纷来神农架寻找“野人”。王善才更是频频发声，力主重启“野人”科考。在他眼中，鄂西北山水间，地质、文献、目击者证言、科考旧痕，皆佐证着“野人”存在可能，那神秘谜面，仍在悠悠岁月里，静待一个揭晓时刻。

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浴火重生

1981年春，大地复苏，嫩绿的新芽从枝头探出脑袋，缤纷的春花肆意绽放在山野间，似在预告着不凡之事即将登场。彼时，我国虽历经三次有组织的神农架“野人”科考，可那神秘莫测的“野人”之谜仍如厚重迷雾，未被揭开。

1981年5月，在厦门大学那场汇聚学界精英、成立全国人类学学会的大会上，王善才满怀热忱倡议成立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恰似一颗石子投入学术的深潭，激起千层浪花，当场赢得杨堃等一众知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积极响应。众人表态，只要组织批准，定当投身这神秘探索之旅。1981年8月20日，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在房县成立，我国著名人类学家秦学圣教授经选举执掌主席团，担起科学领航之责。

1982年，在四川省政府及科研部门的鼎力支持下，成都迎来一场规模宏大的“野人”学术盛会，王善才携研究会成果登台，作详尽工作报告，同期精心筹备的神农架野人考察展览也闪亮登场，辗转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地，所到之处观者如潮，民众对“野人”话题的热忱被彻底点燃。热潮之下，神农架林区顺势在松柏镇成立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野考力量愈发壮大，一路高歌猛进。

然而，前行之路并非坦途，风雨骤至。因研究会主要负责人问题，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无奈被取缔，多年心血与积累面临付之东流危机，恰似一艘扬帆远航的巨轮突遇暗礁，岌岌可危。王善才心急如焚，深知野考事业不容中断，当即向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沈因洛恳切陈情，详述野考价值与困局。沈因洛很快复信，言辞恳切坚定：“你对野考十分热情，甚为钦佩。根据神农架前段野考活动所取得的进展，野考研究必须坚持下去，不获胜利决不罢休。”寥寥数语，如暗夜明灯，重燃众人希望之火，为野考事业拨云见日，增强了考察人员继续坚持搞好野考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在沈因洛等省领导殷切关怀与鼎力支持下，王善才抖擞精神，多次向相关部门呈交恢复研究会的申请报告，经过不懈奔走和精心筹备，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重获新生，于2009年11月21日在湖北饭店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隆重成立。经全体代表审慎推选，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程运铁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鲍隆清接过会长重任，王善才出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再度扛起科学把关、深耕野考的使命大旗。

重生后的研究会，面临资金匮乏的“寒冬”，日常开支便靠成员赤诚之心维系，历任秘书长倾囊相助。王善才更是毫无保留，将自家住房免费供研究会使用长达十余年，舍弃房租收入40余万元，还拿出稿费、工资填补40余万元经费缺口，只为延续野考“火种”不灭。

即便囊中羞涩，野考热情依旧滚烫，野考的脚步未曾停歇。热心会员穿梭山林寻踪觅迹，续写野考新篇，坚守在探寻“野人”真相的漫漫征途上，矢志不渝。省级老领导率先垂范，湖北省政协主席王生铁挂帅名誉会长，亲赴房县，与曾和“野人”搏斗的殷洪发促膝长谈两小时有余，深挖往昔线索。

神农架到底有无“野人”

对“野人”的探究，可以同时引发生物学、动物学、人类学、生态学、地质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的研究。我国探险家对神农架“野人”的民间科考、探索，30年来一直在坚持，从未间断。

身高2米以上，全身红棕毛发，行动迅速，抓住人会大笑不止……很多年来，在湖北神农架原始森林区，一直流传着“野人”的传说，成为世界未解之谜，也吸引着全球的科学家、探险家和游客深入丛林探险探秘。神农架到底有无“野人”，多年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神农架里到底有没有“野人”呢？以王善才为首的科研团队，分析认为或许在神农架的深处，还存在着一种介于类人猿和现代人类之间的神秘动物，大家都认为它们早已灭绝了，却不知道其实它们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对此，王善才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神农架里真的有“野人”，或者说它们不是“野人”，而是没有进化成现代人类的原始人。那么，他究竟有什么证据呢？

首先是“野人”种群的问题，在地球上，任何一个物种想要形成稳定的种群规模，想要一直存在，就需要不断去进行繁衍才可以，因此，若是神农架的大山深处真的有“野人”，只要他们数量稳定，人们是不可能这么多年都没有拍到一张清晰照片的。更何况现如今人类科学技术越来越先进，红外相机、无人机等也都不曾发现过“野人”活动的身影。

其次，民间有一句古话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若野人真的是从远古时期演化至今，除了可以找到它们的化石之外，这么多年来“野人”生老病死，也不应该连一具“野人”尸体都发现不了，这也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疑点。

此外，成群的“野人”躲在大山里生活，它们完全与世隔绝，那么，这么多年来，它们的食物又来自哪里呢？除非他们都不出门捕猎，否则，人类怎么会发现不了他们的动静呢？所以，即使王善才等科研专家坚称神农架真的有“野人”，但外界仍有人不认可，这就只好让时间和以后的事实来证明了。

希望有生之年揭开“野人”谜底

从事考古工作60余年，王善才说他仍有遗憾，那就是仍未解开神农架“野人”之谜。

在大多数人眼中，考古工作充满了神秘和玄幻的色彩。但在王善才看来，考古是要根据实物和历史材料，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和古代事务，是一门十分严谨的科学。但由于工作的特性，考古比大部分学科研究更具挑战性。

王善才说，几十年来不断有人声称自己在山里看到了“野人”，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更是目击者频出，不少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也都纷纷前往调查，搜集和看到“野人”的毛发、粪便、脚印、睡窝等“野人”存在的间接证据，经过科学检测和论证，认为这些间接证据与人和猴、熊都无关，而是与接近于人的一种奇异动物有关，这也印证了民间传说神农架有“野人”并不是空穴来风。

此外，王善才还表示：虽然现在学术界有人不认同“野人”的存在，但事实在证明大猩猩存在之前，也曾经历过相同的考证阶段。比方说17世纪，在非洲的原始丛林中，一名西班牙士兵发现了一种和人相似的奇怪动物，当时人们都不认为是大猩猩，一直经过了230多年的考察，最终全世界才终于承认了大猩猩的存在。所以，王善才认为：或许再过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终究有一天，人类也会像证明大猩猩一样，证明“野人”的存在，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王善才说，关于神农架是否真有“野人”的问题，学界也讨论了数十年。“大家有不同观点也很正常，但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应继续支持进行科考，用最终的事实给社会一个交代。”

王善才表示：“我们今后不但要搞好野考工作，也要坚决保护好神农架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更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开掘新知，探索未知’，为尽快实现我们野考事业的最终目标，争取早日揭开世界‘野人’之谜，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图片说明：①王善才向作者介绍他的考古专著。②传说中的美国“野人”“大脚怪”。③“野人”全家福。④神农架“野人”科考馆。⑤神农架及其周边地区部分“野人”目击者。⑥王善才（前排左三）在长阳西寺坪遗址发掘现场。⑦殷洪发介绍与“野人”搏斗情形。⑧早期开展神农架“野人”考察团队集锦。⑨2009年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在湖北饭店恢复成立（前排左四为王善才）。⑩王善才（前）跋山涉水进行考古调查。⑪王善才在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右一）。⑫1981年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在湖北房县成立（第二排左一为王善才）。

（作者简介：朱世坤，男，湖北黄陂人。幼年玩泥，少年放牛，青年读书，壮年当兵，中年从政。以书为伴，以文为友，以写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