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虐我千百遍，我待“琵琶”如初恋

——《琵琶情——高明传》创作谈

集善院门前高郎桥。

关灯，熄火。车窗外是起伏的蛙鸣。远处隐隐约约的鼓词声传来，唱腔悲凉沧桑。我伏在方向盘上，凝视着对面重新翻修过的集善院。

无数个寂寞夜晚，当我写作《琵琶情——高明传》遭遇瓶颈的时候,都会把车停在“高郎桥”上（真正的高郎桥已经不知所踪），夜深人静时，听河水无声细流。传记写作，我是个新手，此前除了写人物采访和散文，从来没有接触过长篇。对于这样一部长篇巨著，传主又是世界闻名的戏剧家，我底气不足，怕写不出高明的精气神。但是我又是如此的热爱他，就像寻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急于和他拥抱。我无数次就从他身边走过，凝视这古朴安静的院落，好奇打量着里面的坟茔，心中一直有个解不开的谜团：他从哪儿来？又去向了哪里？他是如此默默，以致身为乡邻的我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上了师范，才得知我身边沉睡的故人竟然是世界戏剧大师、南戏鼻祖高明，他创作的《琵琶记》演习梨园，几半天下，独创的双线戏剧结构，成了明清传奇的写作范本。   

六百多年的光阴逝去，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和他在文字里重逢。感受着他的喜怒哀乐，触摸着他的七情六欲。关于他的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少，如何还原他，一时成了难题。好在我们是同乡，根据有限史料，我们一步步丈量他生活过的空间。虽隔着时间的距离，但或许我们在同一条河流游过泳，在同一个庙会赶过集。那么，我不写高明的伟大和不朽，尽量把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古人的苦难在后人心中总是非常淡漠，可对经历者来说，却是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

为了更真实的触摸六百多年前高明生活的地理环境， 2013年8月开始我们两度顶着酷暑，冒着台风，从瑞安阁巷高则诚纪念馆集善院开始，历经丽水、缙云、义乌、杭州、绍兴、慈溪、宁波、鄞县栎社、嵊州台州等地，绕着浙江省探寻高明的生前足迹。

寻踪艰辛又坎坷：在开往义乌城郊的路上突遇一场大暴雨，我手握方向盘，战战兢兢地驶离暴雨地带，义乌当时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好不容易逃出暴雨雷声的魔爪却在导航的指示下又开进那片前不见天，后不见地的白茫茫雨幕中。如此境遇，和史料上的三杯亭师生分别的天气十分相似。

每座城市的博物馆留下我们匆匆的步履，一只瓷碗，一个带钩，都是创作的元素。一轮孤月，一场暴雨都怀想着古人的愁肠和纠结。曾记得杭州宋城瓦肆回眸一笑百媚生遇见的惊喜；曾记得栎社磅礴大雨沿着旧时的屋檐倾注而下；曾记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瑞光楼遗址就在芙蓉楼河畔静卧，当时狂喜到扔掉雨伞围着遗址碑文又蹦又跳……

时隔一年又北上元大都和元上都寻找高明生活的时代背景，通过那蛛丝马迹毫不连贯的踪迹，我似乎触摸到了高明生命的温热。

2012年开始起草创作时，一边忙着繁重的教学工作一边挑灯夜战写作，紧张和劳累让我不堪重负。我一直盼望，早点结束这炼狱般的生活。我多希望早点把高明写“死”，他“死”了，我就解脱了。然而当笔下一点点靠近真实的高明时，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深，他中举，我欢欣；他沉抑下僚，我愁眉不展；他受冤屈，我比谁都难过；他有爱不敢爱，我一声叹息……我一直盼望着他早点“死”去，然而真正写到尾声“死”去时，我崩溃了，坐在电脑前嚎啕大哭。尚读小学的儿子吓坏了，不断地抽出纸巾帮我拭泪……哭过之后，我知道，书未完成，还不能激动，于是尽量控制自己情绪。我在键盘上敲出高明死在荒凉古道上的情景，悲到极致；与此同时的场景是高明创作的《琵琶记》正热闹上演，欢到顶端。“死”与“生”对比，“悲”与“欢”相衬，“孤坟”和“欢场”呈现，我借用了高明独创的双线结构叙事方式。于是我的家人经常看到这一幕：我一边流泪，一边欢笑，疯疯癫癫，虐心到极致，键盘噼里啪啦……高明的形象在书中不受控制的朝我原先没预见的方向发展。书出版后，这一页我一直不忍直视，看一次心痛一次，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与意外哪个先来？

往事一幕一幕，高明倾尽毕生的精力只为一部《琵琶记》，我也用了三年还原高明的一生。虽然自知无法达到他的高度，但亦用了真诚的心一字一泪在电脑上敲出来的。这样一个曾经存在的生命，在某个历史瞬间，在某个寂寞的角落，过着寄人篱下的困窘日子，却依然一腔热血向戏剧。他生前是那么渺小、卑微、凄清，不能不令人抱怨天道的不公；可他又活得那样从容、正直、笃信。写高明传，我们不求典章礼仪的逼真，也不做孰是孰非的妄断。我们只想将高明的史略演绎开来，让他的精神有一个载体得以有效的传播，让他的思想有一个平台予以展示，让他的文脉有一个渠道得以流传。

这样叙述着，我有了一种久违的、熟悉而陌生的感动，一种新生的力量让我从世俗生存压力之中超拔出来。我不能不说写作终究是给了我极大的快乐，这与世俗中的快乐，是水火不同质的，纯粹的、不带功利的自我愉悦。我想这也是高明为什么在生命即将凋零，依然痴迷创作的原因吧。回眸处，“斯人未死，千年不灭琵琶曲；此戏长存，百代犹传孝顺歌”。

“琵琶”虐我千百遍，我待“琵琶”如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