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经历（二）

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被彻底否定废除，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以土地承包的形式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

这个时期，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虽然得到大幅度提升，但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整体水平普遍低下，历史沿续下来的农村人口温饱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村社会仍然处于贫困线的边缘。

“种田完粮，养子当差”。延续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一段时间内长期困扰着广大的贫困农村，新的社会问题和新的社会矛盾由此不断显现。

人民公社时期，是生产队集体主动交公粮。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后，变成了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联手上门到农户家中催收公粮。每年的秋收时节，催收公粮、水费和各种摊派提留款的小分队，巡回在各村组和各个农户家中。村头只要有村民看到催收小分队进入村子，信息就很快传遍全村，就像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扫荡一样，农民朋友见到了小分队就口口相传，到处躲藏……干群关系如此之紧张，农村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伴随着不断升级。

可悲可笑而且荒唐至极的是，有的地方为了方便征收公粮水费和摊派提留款，专门让村里的村霸甚至流氓地痞等“狠人”当村干部，协助乡镇干部征收。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谁能够通过银行贷款或者其他途径筹集到钱款，并且一次性将费款交给乡镇，就让谁来当村干部。然后，再由这些“能人”向各农户野蛮征收，归还自己已经垫付的费款。

为了完成征粮收费任务，一些地方出台了不少的土政策，发明了一系列的土办法，各种野蛮违法的强制措施层出不穷：上门直接撮谷、赶猪的，以打屋、拆门相要胁的，以办学习班为名关押人质的，甚至动用公安派出所人员，拿着手拷一起到各乡村“拔钉子”的，如此等等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一些地方经常发生涉农恶性案子甚至人间悲剧。

笔者当年在鄂西北做某央媒驻地记者站站长时，不断地以锋利的笔为武器，展示一个记者的良知和社会最需要触动的东西。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家乡父老乡亲与笔者也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一天，笔者突然接到爆料：家乡一位村民因为交不齐摊派和提留款，被乡干部强行拖到乡政府作人质关了三天！

——竟有这样的事！笔者顿时感觉一股热血直冲头顶，便立即着手调查，结果令人十分震惊和愤怒。笔者了解到，在家乡孝感市的一些乡村，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在这里，农民连起码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都没有。作为一名匡扶社会正义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名社会法律顾问，笔者决定要为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实巴交的农民讨一个说法。

很快，一篇引题为“如此学习班无理又违法”，主标题为《乡干部非法拘禁农民的行为应当追究》的稿件在笔者的笔下一挥而就，并迅速传到了《湖北日报》编辑部。《湖北日报内参》迅速刊发后，省委主要领导就此专门作出指示和批示。此事在当地甚至全省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自此之后，农村乡镇干部非法拘禁农民的现象有所收敛，最后被全面禁止。

那个时候，丹江口市盐池河镇的一位肢体残疾的农民，拖欠了80元公粮水费和摊派提留款，因为家庭贫困，经多次上门催缴无法缴纳。于是，乡镇干部把他视作“钉子户”。一天，多名乡镇干部和手拿着手拷的当地公安派出所所长，组成了声势浩大“拔钉子队”，浩浩荡荡地开赴该村。这位残疾贫困农民因为生性刚烈，对“拔钉子队”极为不满，出言有点不逊，派出所所长就将他用手拷拷在门前的大树上，对其人身折磨长达四个多小时。当晚，被羞辱和折磨后的这位残疾老农，在家中喝农药自杀了……

这起涉农恶性案件发生之后，受害人的儿子和女儿到处上访告状，但由于层层搪塞应付，长达几年得不到处理。后来，他们慕名找到了笔者，笔者通过撰写《内参》，在一定范围内迅速披露了此事。最后，涉事乡镇的多名乡镇干部和派出所所长都受到严肃的问责处理，当地政府支付给死者家属6万元赔偿费（符合那个年代的人身伤亡赔偿标准）。

那一年，武当山特区石子岭村100多名农民因为土地被征用长期得不到补偿，这些失去赖以生存土地的人们联合上访到十堰市委市政府，此时恰逢十堰市党代会召开之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当这些失地的农民找到笔者时，笔者耐心地做好说服解释工作，并先后两次到农户家中调查采访，及时向有关方面沟通反映情况，最后终于争取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对农民反映问题的重视和关注。

当这些贫困的失地农民看到了希望时，他们自发地为笔者送来了一面锦旗，锦旗上的“舆论监督 为民请命”八个大字，表达了朴实的山乡农民对笔者的无限感激之情，也使笔者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肩负的沉重使命和责任。

那个年代，因为干群关系紧张，荒诞怪事和人间悲剧时有发生，不胜枚举。

当年关于控制生育的计划生育强硬措施，从农村基层干部时兴的这么一些口号中可见一斑：“宁可添座坟，不可添一人”“上吊就给绳，喝药不抢瓶”。而且这类口号，被涂写到一些村庄、村湾的墙壁上。这既是毫无法治，更是毫无人性的真实写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所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流行几千年的由种田农民承担的“皇粮国税”早在本世纪初年已经全面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得到了彻底的调整和改变，笔者曾经经历和见证过的这个特别的时代离我们渐行渐远……

笔者于作家书屋翻阅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