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讲故事的人

认得治邦兄该是很久了，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却想不起来。总之，那时候我还小，十五六、十六七的模样，拿现在话讲就是个小屁孩儿吧。但发表作品早，貌似爱好文学，遂有幸被准予参加天津文学圈子里的某些活动，往高了讲是被“重视”，往低了说是被“带玩”。人家看我是小孩儿，大约觉得好玩儿，至少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谁小瞧抑或难为过我，这些谁里就包括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作家李治邦。那个时候的天津文坛我印象里青年作家还是蛮多的，一批人都“边边大”，开会抑或搞活动啥的，感觉熙熙攘攘、蔚为壮观。李治邦属于发表作品很早的人，我曾经对他讲过，我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萌芽》杂志上，那时候我上初中，拿不吃早点省下来的钱买杂志。记得那个短篇小说的名字好像是叫《红杏，请探出墙外》。那时候的文学刊物发稿子都会把作者所在的省份在作者名后用括弧给标出来，于是我便知道了天津有个李治邦，写小说写得风生水起。

大概是两三年前，治邦兄有一回见到我便很认真地走过来讲：“狄青，你把我们这些人都给熬老了，把我都熬退休了，你却还不算大。”这话中包含的信息量想来还是挺大的。一可证明我们之间认识得的确很早；二可说明时光真就是把杀猪刀，哪怕我们曾把它托付给伟大的文学。然而这话有毛病的地方在于，我实在已经不是“不算大”了，而是早就不算小了，只是相对于治邦兄这一阀儿有成就的作家而言，我显得相对年轻些而已。

在天津，都知道李治邦系一忙人。此共识不囿于文学圈儿，外延可无限延展，包括曲艺、歌舞、戏剧、影视、民俗以及群文领域等等，但到底有多忙，忙又能忙成啥样儿，我也只是意会，不甚了然。因了治邦兄显然不同于我们熟见领导。不仅仅是他“领导”的是一群文化人，他“管”的是一个直辖市与群众文艺相关的大事小情；还因了他的文学创作与领导工作皆未偏废、并行不悖，两手抓，两手都较硬。我一直有个想法没对治邦兄讲，那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官儿当的实在是好啊，论级别不大不小，与文学不远不近，把一个与群众文学和文化相关联的位置交给一个如此喜爱文学热爱文化的人来坐，就如同合适的鞋赋予了合适的脚，除却他自己感到舒服之外，更重要的是合适的脚配上合适的鞋无疑可以走更远的路，所以，治邦兄多年来做了那么多于群众文学构建以及群众文化建设皆有功德的好事便就毫不奇怪了。

治邦兄无疑是勤勉之人，有多勤勉？比方有人说他每晚固定创作两千字，有人说三千字，抬杠的永远是两千字还是三千字，却不是创作还是干别个。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出成绩倒成了怪事，只是能够取得治邦兄这样的成就，勤勉之外，悟性与思考也是必须的。这么多年，治邦兄的稿件几乎上了国内所有叫得出名字的文学刊物，作品被国内所有文学选刊选载过，而且几十年笔耕不辍，令人感佩之余，也常令人暗自抱愧。如我就想：治邦兄的时间变成了如此多的文字，而我的时间都去哪了呢？要知道他所面对的诱惑比常人只多不少，有那么多工作，有那么多应酬，有那么多邀请，却能如此举重若轻的拳打脚踢，怕是要天赋异禀才是。我原本看电视的机会不多，可就在不多的拧开电视的时间里，竟不止一次看到过他参与活动、接受采访的镜头，有一回干脆是给一档选美节目做评委，说出来的话竟也是那么条条入道儿，连台上的美女们皆频频颔首，以至于我看得投入都忘了嫉妒。

有一段时间，我对治邦兄的称谓常是“李馆长”抑或“李馆”，这样的称呼在他听来虽是习惯却不自然。他会忙里偷闲地抛回一句：“都是兄弟，别这么叫。”我那样叫他，其实是有一点儿调侃在的，觉得这样其实更自然、反倒不生分。记得有一次是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采风活动，看完某个展厅，因主办方的人没在，大家都没动，只听治邦兄嗓音洪亮道：“走，去看下一个。”大家很自然地便随他朝外走去，仿佛他才是领队或导游。我和他开玩笑讲，“你这气魄不是当三两年领导就能造就的，完全不假思索，而且掷地有声，绝对是长期在领导岗位上历练的结果，属于一桌人喝酒，那个最后有权力喊‘上饭吧’的人！”周围人听了皆笑，治邦兄也很宽厚地笑了笑，然后用了点劲儿拍拍我的后背说：“不许跟老大哥开玩笑。”   

该说说对他小说的看法了。对此我是犹豫的，倒不因别个，我近年喜欢写一点儿山寨版的批评文字，但触及文本的不多，写身边熟悉的人则更少。其实主要怕的是说不到位，露怯！事实上我一直有一种认识，那便是李治邦是天津乃至于国内作家中最会编织故事的人之一。尤其是他这几年的小说，文字节奏越来越快，语言密度越来越高，同时故事的张力也越来越大。不知别人如何以为，反正我从他小说里能看到太多真实的影子。这与他创作了一批源自其家庭素材的作品有关，像《红色浪漫》《叛徒》等，但我关注更多的还是细节。像《裸官》里的克拉科夫，彼时他好像才去过波兰；他去了青海，回来后就有了《寂寞红杏》里的西宁之行……他的曲艺功底，他的“非遗”情怀，大抵都能从他的小说细节处找到端倪；他小说里的人物名，总是那样熟悉，好像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近年来的作品，就我读到的而言，我比较喜欢《换个姿势》，换句话说，我还是更喜欢他写当下生活的小说。他近年的小说信息量很大，从不拖泥带水，写得实，干货多，接地气，令读者读起来带劲儿。如果非要说到问题，那就是我感觉有时候他的小说会装的太满。天津人有句老话，叫“好吃多给”，我觉得治邦兄的某些作品便如此，有时候绵密到拥挤，似乎没有缝隙。我以为这或许与他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他对文字的表达欲很强有关，他一定希望在有限的空间里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东西。

治邦兄退休后依旧在忙碌。除了身为作家的创作，事实上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组织者，一位难得的文学热心人。曾几何时，我参加过多次天津市东丽杯的评奖，也曾多次获奖，李治邦不仅是组织者，还是颁奖人。后来因了签约作家的身份，我无法继续参加该奖评选，却知道这一奖项已成为文化部唯一一项全国性群众文学大奖。终于有一天，我成了这一全国性群众文学大奖的评委之一，于是便有了对治邦兄作为文学组织者身份的更多了解。作为评委会负责人，不能说这一评奖没有李治邦就会如何如何，但这一奖项能够得以数十年不衰且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确与治邦兄的八方协调纵横捭阖分不开。而且在评奖过程中，治邦兄看问题的角度总能站得更高更有全局意识，比如哪个省得奖率过高，哪个地区没有人获奖；哪个参选人属于专业作家不应具有参选资格，哪个参选人作品虽好但不符评选宗旨，哪怕他是在全国文学界都响当当的人物。记得有一回在银川，我与《黄河文学》的几位编辑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宁夏作家漠月、韩银梅与阿舍，一位《黄河文学》的编辑刚刚获得了东丽杯的一等奖，且被邀请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颁奖仪式，回银川后还引起一点儿小轰动。我记得当时还在《银川晚报》供职的阿舍便问了我不少有关东丽杯的情况，想在报纸上报道。而说到了东丽杯，自然也就说到了李治邦，而说到了李治邦，于是也就说到了小说，说到了小说的结构与叙述方式，还有小说中故事的重要性。

现在我认为，在一篇小说里讲好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正是因了我们周遭社会生活的极大丰富，反而让支撑小说的故事变得编织起来越来越有难度。好小说未必一定要有一个好故事，但有一个好故事且能将其讲好的小说一定是一篇不错的小说。而讲好一个故事需要的何止是勤勉啊！治邦兄无疑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能将故事讲得波澜起伏生趣盎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