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老范，我的生身父亲

记得与生父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春。

那时我刚走出三年厄运，归杭不久。

画家范泰炯邀请我去杭州化纤厂宿舍小聚。

一进屋门，就瞥见一位须发皆白的长者临窗伫立。许是第六官感，我断定这位先生必然有话要说。果然，与泰炯握手、沏茶、寒喧、落座之后，一直向我行注目礼的老者，缓步走到我身边，讲述了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他说我是他的第四个孩子，出生前夜他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捕了，出狱后才知道出世11天的我被沈家裁缝收养的事……说着，他展开了手中一页我诞辰日的发黄旧日历，日历侧旁是端正的小楷，书写着我的生辰八字：壬辰、戊申、戊申、乙卯。

雷鸣电闪，翻江倒海。

该来的，果然来了。

在厄运中，我曾多次设想过的场景终于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我心中反复默念着“泰山崩、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不变色”。片刻后，我平静地说，如果在厄运前，我是不会接受这一切的。但自己也经历了坎坷磨难，完全理解了老一辈的不幸。我承认亲缘，毕竟血浓于水，但必须约法三章： 第一，中国传统历来讲究“养父母大于生父母”，孝敬养父母是我此生的责任与义务，希望理解。第二，我即将结婚生子，我的孩子在三岁后不会再与你们见面，等到上了大学时才会让他知道，让他理解亲缘。第三，我从小孤独成长，现在突然有了兄弟姐妹，希望有个过程，搞好互谅互让的同胞关系。

父亲范道乾和胞兄范泰炯都含笑首肯了。

我打定主意，这事儿就瞒着养父母吧，反正能瞒多久就多久。

因此，我与生身父母相认后的接触并不多，基本限于一年一度的春节拜访中。直到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省里举行征文活动时，我才基本了解了生父早年的戎马岁月。

范道乾（1921-2005年）字秉纲，永康市石柱镇云溪村人。

人，尤其是近现代中国人，谁不活在大时代的风暴中？生身父亲在民族危难时期挺身而出了。

那年他十七虚岁，在严州求学时观看了风靡大江南北的电影《夜半歌声》。“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欧洲……”插曲《热血》激荡了年青人的胸襟。

卢沟桥一声炮响，他唱着歌回故乡了。

1938年8月初，吉安三战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三团来金华招千人，他闻讯赶考成功，随军到达江西吉安。先在罗石英上校大队长麾下整训，不久后又从战训团的3千人中脱颖而出与百余精英奔赴湖南武冈，投身“黄埔军校”。

当他随军行进到达武冈时，看到此地祠堂、庙宇、院子多且容量大，学员们就驻扎在这些祠堂、庙宇中。他所在的一个中队住祠堂，学习课程战术、兵器等，先为入伍生团一等兵7块3，军校符号一杠二星，伙食6块，轮流跟伙夫采购，公布帐目，月末结帐分款。训练中因成绩好，由学生升为班长，中士待遇军校符号二杠二星，月薪12块多。当时，上士15块、下士9块。军校符号分五色：红杠步、黄杠马、蓝杠炮、白杠工、黑杠辎。每个人穿用都是发的，制服一棉一呢（与宪兵同）。

1939年春，黄埔军校第二分校选定了武冈古城东南两公里的法相岩作为校址，新建了中山堂、中正楼、应钦楼、崇禧楼等教学及办公建筑，并将印刷厂、弹药库设置在法相岩内，于是学校渐渐形成规模，分校主任为李明灏。

1939年10月，生父在武冈分校15期毕业了，分配到贵州。

他们班的60个同学一起分配到118师，该师有3个战斗团1个补充团，几乎每连都有了同学；分到机枪连、小炮连的较多，每连120多人，多为素质较好的湖南兵，同学们就成了战斗骨干。

很快广西昆仑关战役打响了，118师属18军罗卓英部，在战场左翼，生父所在的354团机关枪3连进驻四塘。虽说初次接敌战斗不大，但也因连长牺牲，他从排长接任连长。接着就领受了去后方湖南师管区保靖接新兵的任务。接来一团新兵，副团长为军校6期袁挥东，生父接了一个连。

日寇在钦州湾再登陆，迂回的敌师团一下围了我方10余个师，有5军杜聿明，荣誉第一师长郑洞国，200师长戴安澜。敌从左包抄到了宾阳县武鸣墟，于是发生遭遇战，后方变战场，生父面对鬼子攻击，进行了山头守卫战，身边的传令兵是个四川人。

连里配置了比利时火器的轻重两用机枪，有三角架，一个弹匣40发子弹。生父在战斗中击毙了7个敌兵，有鬼子是在站起时被打死的。战场瞬息万变，只因生父起身砸手榴弹时，突遭炮弹片击伤腰部，弹片穿得很深，痛到昏迷了，被送144兵站收容所。

收容所开出了两条红线的伤票，需要紧急转送，担架天快亮时才到了宾阳县兵站医院。看护长收下伤票，安排他在稻草堆等候。

在这里生父遇见了穿旧大衣破皮鞋的浙大学生，说是“趁不上课一个月来前线当战地服务团”的，真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有伤兵打断他们的谈话，说：天亮了，敌机很快会来轰炸。

于是，忙找看护长拿回伤票，准备迁宜山，再转贵州都匀。才刚走了4-5里地后，敌机果然来炸宾阳了，担架队就在水沟里藏身，而公路上是赶路的军队，是冒着敌机扫射弹雨上前线的军队，真叫争分夺秒，刻不容缓。

直到下午，天上起云了，鬼子飞机才回去。重新上路的他们看到一路沟里、田里、路边各种形态的死难者，有肢体不全的、有肚裂肠流的、甚至头颅不知去向的……真叫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生父幸运地遇到辎重兵团的汽车，就爬上，到渡口，船载车，要上坡岸时，司机叫兵们下来推，有个伤兵去寻生父随身带的油布了，未能及时赶上，车就走了，又只能步行。

一路兵站医院，到迁江再转院，到柳州住3天，军政部172后方医院从生父腰间取出了弹片，与此同时118师撤衡阳，陈诚训话后转进到休山去了。既然赶不上，生父就听从医生建议，暂回浙江养伤。他一路磕磕绊绊地走了3个月，回到永康老家已是1940年元旦后了。  

转眼到了8月，生父出发上衢州，凭军校登记证，审调后进入一位黄埔6期生中校当头儿的衢州军官总队3大队9中队，享受以上尉学员打8折的军阶待遇。此后，生父先分配到25军108师在师部当副官，又到兰溪团管区征兵，后去到宣城青田山野战医院当副官，时任院长是中校，有2个少校医官，5个上尉医官及军需官等。1943年在丽水碧湖遇32集团军司令李默庵后，分进了浙江省保安团，全浙仅5个团11个专区独立大队，各大队仅一营人。

抗战坚持到1944年，在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号召下，青年学子踊跃参军杀敌，迎来了胜利曙光。

1945年8月14日，毛森时任忠义救国军支队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南特派员，28军驻浙西于潜方圆埠一线。陶柳中将率军部驻太阳，一区专员公署甲子山，生父属浙江省保安独立第一大队，任大队副兼直属队长，任务守仓库，在分水边界冷水塘，因此有幸参加了对日最后一战，因已另文专述就不展开了。

在抗战时期，黄埔军校在各地设立分校，培养军校学生，为抗战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补充兵力，据最保守的估算，抗战期间数万黄埔人中，为国捐躯者的牺牲率达70%。生父以少校参谋名义到余杭受降日军一中队，中队长川怀大尉，8月24日在宝塔山下以专员身份接防行政权。

1947年生父进入青年军当中校。内战烽火起，由于不满中国人打中国人，愤而退役经商，又受中共地下党委任，手持“中国人民解放军XX游击纵队司令部”红色印签，策动原部下在杭州临解放时起义，然后重回行伍，任解放军杭州军分区参谋。受命去浙皖边剿匪——也即劝降溃散于乡间的国军残部。然而，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生父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入狱，而我恰恰这么不合时宜地出生了……

有句名言：“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动荡岁月制造出多少命运相似的人……

张廷竹1950年6月生于香港九龙，襁褓中由母亲抱回杭州定居。他的父亲张鹤龄是国民党爱国将领，16岁从军，参加过北伐和抗战，因曾与贺龙等密切交往，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长期关押，1949年移居香港，1954年底飞台北即遭软禁，4个月后受尽折磨离开人世……廷竹14岁小学毕业下乡插队，后来进船厂从锻工学徒做到分厂副厂长。他最认同的身份是“非职业作家”。

上世纪80年代初，廷竹蜗居杭州闹市区仁和路的一个老墙门里，一家三口住9.6平方米的房间，阴暗潮湿。在艰苦环境中，每天写两三千字，一个月完成一部中篇小说，他的创作矢志不渝地关注底层民众疾苦。文友祝金生是住他楼上的邻居，后来发表了报告文学《张廷竹：时代激流的忠实记录者》。作为同行，记得我也曾造访过廷竹的小屋，一壶两杯，海阔天空，聊当下的小说，聊做人与作文，聊艺术创作的高下等等。

在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中，平反冤假错案是昂扬的序曲，充满时代的正能量。这是人性对善良的回归，开启了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扬眉吐气的日子。

当我看到廷竹中篇小说《路其远兮》和他与生父在南京中山陵前合影时，才知他俩竟早已是“忘年交”了。

《路其远兮》以黄埔老兵范道乾为创作原型，发表在大型军事文学双月刊《昆仑》上。小说叙写的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故事，讲述了老军人上访申诉寻求平反的坎坷经历。

好一个“忘年交”，惺惺相惜呵。廷竹乐于助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用小说给时代留下一面镜子。他1984年参了军，上过西南边境防御战的战场。如此新老两代军人的脉跳到一起、血融在一起。

在我看来，生父范道乾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30岁前为青少年，他充满激情血染沙场；30岁后为中壮年，他历尽坎坷锲而不舍；就以平反回杭的80年代初为坐标吧，他此前大半生的饱尝苦难才换来了晚年小半生的处事从容和心神淡定。

生父把珍藏的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纪念章赠送给我。他那沧桑的白发、飘逸的银髯和矫健的步伐、毕挺的身板，每每都让我心升敬意。行伍出身在他身上镌刻下深痕：长年喜卧行军床式的单人板床，无论冬夏，那床薄被总是叠成四四方方的。他总爱面对来客行注目礼，无论何时，胸脯都挺得如搓衣板似的。

他活出了晚年生活的精彩：

他以黄帝纪年来习练书法，最爱挥写文天祥《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我不擅书，但也能感受到他笔走蛇龙时的昂扬气场，因而常常浮想联翩，感怀万千。他不为外界的喧哗与纷扰所动，沉浸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道可道，非常道……”生父告诉我说，《道德经》虽只寥寥五千字，但却凝聚了古代修身学精华，也就是最早最妙的生命科学。它蕴藏着正宗道家气功的修炼方法，可以直接指导气功和武术。因此，他入夜便卧，凌晨即起，从和睦新村徒步至西子湖畔镜湖厅或四照阁。他对气感的理解是：它来任它来，它走任它走。他的气功已达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佳境了。

生父有一份热就发一点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弘扬传统文化工作。比如，曾为呼吁修建永康西津廊桥、重建杭州老龙井胡公庙等而热情奔波。他说，婺府八县老百姓都怀着深厚的胡公情结，清幽的老龙井也流传着胡则传说：胡公在杭州为官时，到此郊游听远处有妇人哭泣甚为凄凉，于心不忍走近询问，方知该户人家丈夫病故无钱埋葬。胡公动了恻隐之心，出钱让其买棺葬夫，并将其孩子抚养成人。为感谢报答恩公，妇人回赠祖上留下的半亩贫瘠山地。胡公年老辞官后归隐在此，与引进了著名龙井茶的辩才法师，煮茶论道，松月清风。胡公退隐后未踏出归隐桥半步，生后就埋骨在桥畔的狮峰山上了。受恩的后人念胡公泽润，世代为其守坟。上世纪90年代生父数次走访龙井村，找到守坟人后裔，促膝畅谈重修胡公庙。民间的自发努力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如今胡公庙巍然重现，墙上题写毛泽东手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附《胡则传》，门前有座胡则桥，不远即胡公墓地。

许是秉承了生父热心人文公益的遗训，我也走上立足杭州，热衷史志之路，长期从事文史研究，专注“非遗”、戏曲及民俗学、地方志。数年来，我担任了“浙商博物馆”网络版顾问，参与了《浙江通志·非遗卷》《双浦镇志》《西湖区志·文广新局卷》等编纂工作并有多篇论文入选《中国传统村落（武义）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集》《中华（天台山）和合文化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

时间跨入了21世纪，在新千年的钟声中，全家举杯欢宴，庆贺了生父80大寿。

我问：父亲，你青少年时血染沙场，中壮年时几经磨难，直到晚年才过上安宁祥和的日子，值吗？

他答：值！顿了一会儿，嘴里缓缓吐出四个字：值得珍惜。

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成年人得为自己的选择作出一辈子的担当！你说呢？

记住了，父亲。我以我血荐轩辕，去留肝胆两昆仑，我们一定！

作者简介

沈志荣，范家泰字辈排行老四，系道乾先生第三个儿子。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